忠实兄永在我心

@ 六月 2, 2016

原文首发于《雷达的博客》,感谢作者“雷达”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既要巴尔扎克,也要卡夫卡》。】

陕西三大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我多年的好友。这种友情既与文学有关,又超越了文学,并不含什么功利的因素,可以说是大西北文友间真挚的相知相敬之情。

先说几句路遥。路遥去世前,心中有一憾事,他觉得没完成他曾许诺我的,夏天要带着我一站一站地走遍榆林地区。那时去榆林好像很遥远很浪漫。李星向我郑重转达了路遥的抱憾。

看梁向阳的《路遥传》我不由落泪。路遥在好几封给白烨的信的末尾,都要写上“向雷达兄问好”,“雷达处问好”。路遥在一封信里直率地表达过对我的不满。他说,看了我发在《求是》杂志评《平凡的世界》的长文,虽然有气势,篇幅也长,但他还是不满足,觉得没有放开来,想到是《求是》这样的党刊,他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在另一封信中,针对有人说他活动茅盾奖,他不平的说,我能活动什么,我顶多去找雷达。当然,他并没有为此找过我。路遥去世前最后一封信的末尾,还是那句,“向雷达兄问好”(以上均见《路遥传》)。我要感谢白烨先生,他不把这些信拿出来,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我本人没有什么重要的,但路遥能这样念我,想我,看重我,在给别人的信中谈论我,真让我泪水盈眶!路遥也给我有过几封信,不是我不拿出来,而是特意夹起来,怕丢。我一向马虎,但他的信还是珍视的。可这四封信,就像失航的370一样永无踪影。我找得辛苦,它们就是不露面,这次装修老屋,再次搜索,仍不见。好像天堂里的路遥自己把它们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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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

我和陈忠实之间,同样感情深笃。他只长我一岁,我总觉得他是老大哥,比我大得不止一岁,他比我稳健深沉得多。我们好像没有经过慢热的阶段,就一见如故。八十年代我在文艺报当编辑,《信任》得奖后,文学新人栏目要发陈忠实的介绍,具体是我联系的。现在用得很广的陈忠实与农民在地头的相片,最早是从文艺报上发出的,是新华社稿。那时我们通了信没见过面。后来我读了《初夏》,《蓝袍先生》,极其赞赏,还是没有面对面的交谈过。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真正的认识,交谈,是在1992年的暮春。那天,他胳膊窝里夹着外衣,满头冒汗,风尘仆仆地进了陕西作协的院子,然后敲开某个办公室的门,坐下来喝茶。我恰好在场。那时我但凡到西安,常爱在陕西作协院里呆着。李星介绍说,这就是雷达。他说知道早知道。他人一直住在灞桥,这天是临时进城办事。我们越谈越投机,他一点也没有拿我当生人,对我很坦率,很信任,他说现在要调他到陕西省文联,他坚决不同意去,他不为争位子,只想好好写作,真到了文联,当个领导又能咋的,其实啥也弄不成。他说为此他与宣传部领导吵了架。在他心中,文学是高于一切的,别的都要给创作让路。他说有一个长东西他写了好几年,快完成了,有可能的话,想请我看一看。我说好啊好啊。出版前他并没找我看。我记得,路遥就是在那一年深秋去世的。

忠实兄所说的长东西就是《白鹿原》。此作一出,震动了全国文坛。我看后非常振奋,逢人便说,无法平静。不久《小说评论》率先发了评论专号。那一期《小说评论》的封面不知为何却用了我的头像,是摄影家郑文华拍摄的,里面并无我的文章,全是陕西评论界朋友们的文章。他们才是《白鹿原》的最早评论者。我参加了在文采阁召开的白鹿原研讨会。当时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同志率队,陈忠实当然也来了。在京的许多著名评论家都来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冯牧先生最先讲了话,接着是严家炎发言,第三个就是我主动发的言。我是坚定的,热烈的,那时还算年轻,有股闯劲。

在此前,《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先生已向我约评《白鹿原》的文章。我很感谢他,我前后发表在“文评”上的好几篇长文都是在他、还有彭韵倩的督促下完成的。没他,怠惰的我什么也写不出。这次我反复阅读了作品,也可以说是苦思冥想良久,参阅不少东西,一口气写出了《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近两万字。我从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的角度,从儒家文化与乡土中国的关系,从塑造文化化的中国农民人格,说到他成功地将多种政治、军事、党派冲突转化为一个个人物的灵与肉的冲突,再到肯定他选择了超阶级的文化眼光,并认为全书具有宏阔的史诗性与开放的现实主义气派,但也指出陈忠实的世界观的内在矛盾和作品的一些具体缺点。

事实上,当时《白鹿原》并不像现在,得到几乎一致的高度评价。那时阴晴莫定,歧见纷纭,公开的私下的都有,有的意见很尖锐、很严重。不同意见主要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领导层,甚至高层中一些人,主要质疑作品的政治倾向有无问题。据我所知,有次中宣部开会,会后丁关根让郭运德留下,问他《白鹿原》到底怎么样,郭运德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对作品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丁好像听进去了,但并未立即表态。此前,广电部一位副部长似乎代表组织公开在报上发声明,称“《废都》《白鹿原》永远不得改编为影视作品”。不过那时有点各吹各的调,并没有立即的制裁措施。另一个方向来自一些中青年学者的看法,记得《钟山》、《文艺争鸣》甚至《小说评论》都发表过一些言辞尖锐的批评。我至今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驶,《白鹿原》自身的魅力的不断展露,逐渐消解了那些严苛的声音,即使今天,对《白鹿原》仍会存有一点不同看法,这很正常。

第四届茅盾奖超过规定时间,拖了三年都不评,潜在的原因可能与如何安置《白鹿原》有关。在先,国家出版局在天津搞了个“近五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何启治,林为进和我作为评委,联合提议增补《白鹿原》,未被采纳,当然这也不是天津会上的领导马上可以决定的。《白鹿原》最终获得茅盾奖,与很多有识者的积极评价,与形成了较强的舆论环境都有关系。尊敬的陈涌先生当然功不可没,他的表态,评价,使这个棘手的问题最终得以化解,三分之一的资深老评委是信任他的。“修订本”的问题,成为现今某些人非难陈忠实的把柄,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新生的事物要得到认可,都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包括某种适当的妥协和委屈。《白鹿原》的获奖,不仅是一部优秀作品实至名归,而且是思想上、意识形态上,文化观念上、以及上世纪前五十年历史评价上的一次大的突破。

大约2008前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李恩祥同志找到我,说他们要出《白鹿原》评点本,想请我来评点。我想推。他说,你是陈忠实建议的人选之一。我只好应承下来。评点本出来后,还在报章上发生过一番争论,但总体反映尚好。这家出版社的具体编辑,不太懂中国古典小说有眉批、夹批、旁批种种讲究,字号也应有区别。我的评点,他全放在最下边,用最小的字,和注解混在一起,再版也不改,我就没兴趣了。我从未和陈忠实交换过对评点本的意见,只看见他书不够了也用这个版本送人,这我才放心了。

在有些人笔下,陈忠实像个为声名所累的、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的性格很倔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并无私敌,也从不加入飞短流长的议论,忠厚而且宽广。有人对他作为小说巨匠或伟大小说家有所怀疑,因为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从不显出学贯中西的模样,其实,他开创了一条独创的发人深思的道路。只要看看他那些密密麻麻的阅读名著的笔记,创作手记,那么多的小本子,想想他虽做过公社副书记等职,他酷爱文学的习性一刻未变,从小养成笔不停挥的习惯,练笔千万次,永远处在鲜活的生活中,像柳青先生永远在长安县一样,他长期住在灞桥,生活、读书、写作永远三位一体。这才是从中国经验中产生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杰出作家,是实践第一的成才之路。

忠实去世的那几天,我的网页上忽然跳出了陈忠实提到我的名字一个条目,那是2011年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在太原召开时《太原晚报》记者谢燕对他的采访文章。现在又重新发表了。有一段是:“山西晚报问:有很多读者说《白鹿原》后陈忠实再没小说了,说他写一部《白鹿原》足够了!你听到没有?陈忠实(大笑):包括雷达(文学评论家)也说我,你要超不过《白鹿原》,你就别写了。山西晚报:你是不是也有这种顾虑?陈忠实:这是雷达的看法,我倒很难说是什么因素,后来陆续写一些短篇,反响还不错。”看到这一段,想到你已不在人世,我心伤惨。亲爱的忠实兄,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提起我呢,我心里好温暖啊,你是觉得我说得对吗,可是你竟走了,叫兄弟我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忠实兄,你永在我心,永远,永远!

201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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