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百年道路話滄桑[上]

@ 六月 3, 2016

李洪林
李洪林先生(资料图)

【本文转载自「明镜新闻」。明镜按: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致力于思想解放、破除現代迷信的先驅李洪林先生,於2016年6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特重新轉發他的長篇答問《百年道路話滄桑》,以志紀念。原文载于《當代中國研究》,系沈洪女士在2013年对李洪林先生的专访。本文较长,分三次编发,含金量很高,值得阅读。】

我的話說了不少,概括起來也很簡單: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除去人種和民族的特色,其實只有一條路。世界各國的近代史都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從專制政治到民主政治。和這個歷史過程相應的,是人的解放,即從人身依附到人權的確立:每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走遍黃河長江,萬里求學路

沈洪:您一直作理論工作。能不能談談怎樣從一個青年學生進入理論園地?什么年紀入了黨?最初是如何接觸到共產黨思想的?

李洪林:你們這個欄目是采訪大師的。大師要有學問,我卻沒有什么學問。小時候家里窮,又到處流浪,沒有好好念過書,不過走的路可不少。不是說「兩條道路的斗爭」嗎?我二十歲以前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二十一歲入黨,要為共產主義奮斗,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我今年八十八歲,「回顧所來徑」,在這條路上已經走了六十七年,也該重新認識一下了。

我出生在遼寧省蓋平縣大石橋李家屯。父親童年就失去父母成為孤兒。他只上了兩年小學,十幾歲就到外面打工,在商店當學徒,去工廠燒鍋爐。當學徒時學會抄抄寫寫,記賬打算盤。后來在張學良的東北軍騎兵第三師軍需處慢慢熬成一個軍需少尉,每月掙十九元八角錢養活我母親和我。我母親生了四個孩子,農村衛生條件非常差,三個孩子都沒保住,最后就剩下我一個孩子了。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我和父母親長年到處流浪。那時候有首歌叫做《流亡曲》,其中唱道:「泣別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我還真是走遍了黃河長江,北京、河北、河南、陜西、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我都住過。生活很清苦。我上學就更艱難了,小學上了八個,中學上了五個,凈轉學了,大部分時候都在做插班生,剛剛對新課本入了門,剛剛和同學們熟悉了,又流浪到一個新地方去了。所以學問的基礎打得很差,基本上靠自己。我很喜歡讀書,什么書都看。家里再困難也還供我上學。只是1940年在四川時我輟學過一次。當時父親在洛陽前線,母親領著我住在四川廣元鄉下。因為生活困難,我就到一個糧秣廠給人家抄抄寫寫,一個月可以掙30斤大米。(當時通貨膨脹,國家為保證職工生活,用大米作為基本工資,另加有差別的法幣)。我當時在廣元唯一的中學太華中學讀初二,因為功課比較好,校長很喜歡我,得知我輟學,就找人帶話,不收學費讓我回學校去。當時我家住在離縣城十五里的鄉下,我就每周從鄉下背著干糧去學校,又繼續上學了。

慈祥的校長,悲慘的命運

我至今都懷念我的校長,他叫蘇華清,抗日戰爭中他逃難到四川,在沒有中等學校的廣元,創辦了私立太華中學,利用一座破廟作為校舍,辛苦辦學,在這座抗日后方的小縣城里,使一大批青少年能受到中等教育。特別是我,如果不是他的關愛,我的求學之路早就中斷了。后來我之所以能在顛沛流離中一直讀完大學,蘇校長拉了我一把,真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太華的老同學告訴我,廣元解放后,蘇校長在「鎮反運動」中被槍決了。我不知道在戰時這樣困難的條件下,靠私人力量熱心辦學,對青年學子充滿慈愛的一位民間教育家,為什么會成為「反革命」。我現在對此事當然沒有發言權。但作為當年太華中學的一名學生,和蘇校長朝朝暮暮相處兩年(他和我們一樣,都住在那所破廟里,洗臉刷牙都在一個院子里)。他除了跑里跑外為學校的校務教務和事務奔走以外,還要擔任我們班的《國語》課和作文課老師。全班三十幾個學生的作文本,他都一一仔細用紅筆批改。凡有精彩的句子,都要圈圈點點,而且最后都要寫上評語。每次他發還作文本時,同學們都會欣喜地檢閱有多少地方得到圈點,整篇作文又得到什么評論。這種教學法使學生的寫作水平提高很快。可以說,是他奠定了我白話文的寫作基礎。我不知道,已經把全部時間和整個身心都放到這群孩子身上的蘇校長,怎么還有時間去當「反革命」呢?世界上有如此熱愛孩子的「反革命」嗎?

歷來新統治者上台,都要鞏固自己的地位,辦法一是側重立德(例如輕搖薄賦,大赦天下),一是側重立威(例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滿清的「揚州十日」和「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立德使人擁護,立威使人害怕。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雖然屬于專制主義,但除法家主張嚴刑峻法以外,儒家都提倡「不嗜殺人」,「尚德慎刑」。

「鎮壓反革命」當然屬于立威,但是把它作為一種「運動」,也就是把殺人作為一種運動,甚至給下面規定指標,而且以殺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只有毛澤東一個人,顯然這種政治文化和人類文明是背道而馳的,在那種「殺人運動」中,濫殺無辜是必然的。

地下入黨:六親不認,一心成佛

我入黨是在西北農學院上大學的時候。和我住一個房間的同學李殿成是地下黨員,他比我大五六歲,見多識廣,每天給我講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又指導我看書,所以我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和一般理論都懂得一些。他后來還跟我講延安,介紹他在延安的生活。我覺得這個地方真好,能當個共產黨員更好。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校園散步時我問他,你能不能找到共產黨?他說:「我就是。」哎呀,我非常高興,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就是共產黨,而且是特委書記,有權批準入黨。我說那我能參加嗎?他說你行啊,我可以批準你。地下入黨,一切從簡,也不用什么儀式,我就成為共產黨員了。他給我詳細交代了地下工作的嚴格紀律,并且很嚴肅地對我說:「你一定要記住今天這個日子,這是你政治生命開始的第一天。」那一年我二十一歲,那一天是1946年6月30號,它和我的生日一樣,我都會記一輩子。那時候入黨只有危險,讓國民黨抓住是要殺頭的,但當時完全不在乎,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學運、罷課、鬧學潮。1947年「六二」全國「反饑餓反內戰」大罷課,西北農學院也參加了。我不但組織本班同學參加罷課,還為罷課起草「通電」,并在自己主編的《農經通訊》上報導了這場學潮。我當時別的東西都不懂,只懂得馬克思主義,而且從心里相信共產主義是最偉大的事業,加入了共產黨,一心一意就是為這個事業獻身,別的什么都不顧。當時的心態真有點像和尚出家一樣,「六根清凈,一心成佛。」

我父母這輩子沒過什么好日子,父親雖然有個飯碗,在國民黨軍糧廠做軍用餅干。但是抗日戰爭勝利后,軍糧廠撤銷他就失業了。家里沒有生活來源,他們倆就靠給人洗面袋為生(把舊面袋洗凈漂白,再賣給面粉廠,面粉廠再印上商標就能重新使用)。我大學畢業后,放棄了台灣糖業公司的優厚待遇,按照組織派遣,到陜西郿縣一所鄉村師范教書。當時通貨膨脹,每月掙140萬法幣,學校伙食費一個月要138萬,剩下的錢都買不了幾根煙抽,更養不了家。父母還是靠洗面袋為生。

國民黨那時候對思想文化的控制比共產黨差多了,重慶可以出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三聯書店可以出版很多進步書籍,而且在大學里的小書攤上就可以買到。像中共七大的毛澤東報告《論聯合政府》,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以及《新民主主義論》等等,在西北農學院都可以買到。我上大學是全公費,吃飯不要錢。除了伙食費還有點結余。另外我還給報紙副刊投稿掙些稿費,所以買了很多進步書籍。后來在鄉村師范教書時,用這些書給學生建了一個地下圖書館,書都分散在學生手里,互相私下傳閱。當時我很注意,書上都沒有我的名字,就這樣教書教了一學期都沒被發現。可是學期快結束時,有個學生把一本蘇聯小說放在課桌上,被國民黨派到學校的教導主任(實際上是個特務)發現了。他就開始查這本書的來頭,還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一看,這個地下圖書館遲早會整個暴露,而且一定會查到我這兒,所以立即找校長辭職,說我叔父幫我找到了待遇更高的新工作。校長說:「我們淺水養不了大魚。可是這一學期還沒有完,怎么辦?」我立刻把西北農學院一個失業在家的同學鄧鵬翔請來頂替我,這才脫身走掉了。我臨走時,學生都把我圍住了。好些人在抹眼淚,一個學生問我:「李老師,你啥時回來呀?」我也忍不住眼淚了,怎么回答這些可愛的孩子呢?

我這一走,家里一點也不知道,我父母兩個人辛苦一生,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我。我畢業后教書雖然工資僅夠自己糊口,但畢竟人還在他們身邊。如今忽然渺無蹤影,不知去向,連一封信或一個字都沒留下,對他們的打擊太大了。兩人晝夜倚門而望,終于都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幾個月,多虧一位東北同鄉熱心照顧,才熬到一年后我回家見面。我現在一想起來就后悔,對生身父母這樣狠心,真是昧了良心!但那時卻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根本不管雙親,真正是「六親不認」。

我從郿縣逃出后,找到組織上的一個關系和地下通道,就和我的領導人李殿成一起,通過封鎖線到延安去了。1975年我五十歲時,曾經寫過一組古體詩給他,紀念我們當時的經歷,其中一首這樣寫道:

朝聞還鄉路,暮乘一葉還。
敢辭風波險,為見慈母顏。

這是典型的「革命豪情」,以延安為「家」,以黨為「母」。為了投奔共產黨這個「慈母」,而把自己的生身慈母扔下不管!我那次從年邁的雙親眼皮子底下失蹤,讓他們經歷了整整一年倚閭而望的煎熬,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健康。「黨性」已經完全吞沒了我的人性!這就是我那時的精神境界,它使我抱憾終生。

投奔延安,開始理論生涯

沈洪:之后理論工作是怎么做起來的?

李洪林:我和李殿成一起到延安,他因為組織關系丟掉了,要接受審查才能恢復黨籍,地下工作都是單線領導,所以我的黨籍也必須等待他的黨籍恢復之后才能恢復。于是組織部就把我分配到延安大學,讓我一邊學習一邊等待。當時延安大學專門吸收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學生,經過短期訓練再分配工作,我到延大先要考試,就是寫一篇文章,這事我很在行。他們一看好像我還有點馬克思主義水平,就留在教育處做理論工作了。全國解放以后,我先在西安后去蘭州,在西北師范學院一邊做政治工作一邊教政治課,之后又在中央黨校學過兩年哲學,畢業后調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可以說沒離開過理論工作。其實我的理論基礎和文化知識都是上學時期間積累的。除了有幸在中小學遇到一些優秀老師受益不淺之外,主要得益于自學。一有時間就找書來看。甚至在逃難途中都利用機會找書來看。那些年逃難主要是坐船,一坐就是十天半月,特別是從重慶去廣元,在嘉陵江里逆水而上,整整坐了兩個月的船。真是看了不少書。上大學時,我雖然入了黨要做地下工作,不過學習并不吃力,拿學分沒有問題,所以全部課余時間都如饑似渴地閱讀一切所能找到的進步書籍和報刊。

沈洪:反右時沒波及到您?

李洪林:沒有。那時候我已經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這個單位是直接給毛澤東服務的,專門作調查研究,寫些理論文章。陳伯達是主任,胡繩、田家英是副主任。鳴放時,黨支部書記到處找人征求意見。我才去這個機關,也提不出什么意見。胡繩的秘書很熱心地提了些意見。反右時,支書從小本子上把他的意見匯在一起揭發出來,胡繩居然眼睜睜地看著整天在自己身邊的秘書被打成政研室唯一的右派,也真讓我感到心驚了。

為《紅旗》寫社論,鼓吹「大躍進」

沈洪:大躍進時期,您曾給《紅旗》雜志起草社論《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勁》為大躍進鼓與呼,這恐怕是您最脫離實際的理論工作階段了。試想,如果您當時了解一點兒生產一線的真實情況,又會怎么做?就真的能我手寫我心了嗎?

李洪林:那篇文章應該算我寫的文章里最「拔尖」的一個,最主觀主義、最左的一篇。那時候工作很忙,我的主要工作是編輯《思想界動態》,沒有精力到下面去看一看實際,只能通過報紙和內部資料來了解情況。那時候各種信息也都發熱得厲害,滿腦子被那種「大躍進」的氣氛鼓舞起來了,當時很少有人是清醒的。像我給《紅旗》寫的那篇社論,就是真心實意寫的,如果能到下面真正了解實際情況,我不會那樣寫,因為我沒學會瞪著眼睛說瞎話。

「配合」彭德懷,「向黨進攻」

沈洪: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時,您因刊登青年張治水的一封信受到批判。這是您第一次在黨內「犯錯誤」受處罰嗎?當時總結出什么教訓沒有?

李洪林:張治水當時是武漢華中工學院的一個學生,他當過志愿軍,復員后上大學,家在農村,眼看著所謂「三面紅旗」對群眾造成的災害這么嚴重,就給毛寫了一封信,大概有三萬字,全面地把農村情況反映了一下。他很有水平,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說人民公社是個「怪胎」。在1959年能把人民公社稱為「怪胎」的,全中國只有他一個人,真正把問題都寫透了。中央辦公廳接到這封信以后很重視,覺得是一個動向,直接轉給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編的《思想界動態》不對外發行,只給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各省第一書記和各部部長看,每期只印幾百份,一個月兩期,由我負責編。

張治水的信使我大吃一驚,這個人不可能是亂寫,因為他寫得有鼻子有眼,真可以說是用血淚寫成的。但是我也不敢貿然相信,因為我根本不了解下情。所以就比較客觀地摘了幾千字編成一期《動態》。胡繩也覺得很重要,印好后馬上發。那時正是1959年7月,中央在開廬山會議。當時各省爭先恐后大放衛星,誰吹牛吹得最厲害,得到中央重視,誰就能出名,還能升官。本來廬山會議是一次糾正「大躍進」錯誤的機會,不料彭德懷一封講真話的信碰到了毛的痛處。彭這個人就是直來直去,不像別人會拍毛的馬屁,所以一下子被毛「算老賬」,非把他打下去不可,于是這個會議就變成反右了。

這期《思想界動態》就是這時候用飛機送到廬山,正好撞到了毛的槍口上,因為這封信是全面批判「三面紅旗」,比彭德懷的信還要厲害。陳伯達這個人投機心理很重,一天到晚揣摸毛的心態,怎么樣拍他馬屁,所以他立即扣下這期《動態》,并打電話到北京,讓政治研究室把刊物全部收回。消息很快傳遍沙灘大院,當時《紅旗》雜志和政研室以及中宣部都在那里,所以整個院子里的人都知道這期《動態》出事了。

反右傾時,我自然成了政治研究室的一個重點對象,說我很配合彭德懷,彭德懷在廬山寫信給毛,我把「小彭德懷」張治水的信給毛,真是有口難辯。關鋒的大字報更厲害,說我摘錄張治水的信,刪去了重要的部分,這是包庇他。其實我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彭德懷寫信,但是不知道也不行,這說明我骨子里就有右傾機會主義,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倒霉了,1960年春天下放到農村種地去,不叫勞動改造,叫做勞動鍛煉。據說「下放」是為了接觸實際,糾正右傾錯誤,但我卻剛好相反,接觸實際以后,越發右傾了。

張治水,被摧毀的英才

沈洪:后來這個青年張治水的命運怎么樣了?

李洪林:他也挨批了,成為當地的一個重點,被叫作「小彭德懷」,后來也是一輩子不得志。前些年我在美國寫《往事回憶》時,把這件事寫出來刊發在香港一本雜志上,張治水在深圳看到文章后通過雜志社聯系到我,我們成了電話聯系的朋友。去年我把他那封信全文摘錄給《炎黃春秋》發表,寄雜志給他時,他已經腦溢血躺在醫院了,他家人把這件事告訴他,他已經癱瘓,不能講話了,但還能聽見,直掉眼淚。

這是多么杰出的人才!就這樣坎坷一生,終于被埋沒了。當年在廬山會議上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卑躬屈節逢迎毛澤東、昧著良心圍攻彭德懷的那些中共中央委員們,如果站在張治水面前,能不感到慚愧嗎?他們當時難道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真相一無所知嗎?為什么沒有一個人敢講真話?如果這些人都能像張治水這樣,如果他們心中多少還有一點良知,中國人民能被毛澤東坑害得餓死幾千萬嗎?

可怕的中國農村,失去一切的中國農民

沈洪:講講你到農村后的情況。

李洪林:下放種地對我是一種懲罰,但卻讓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抗日戰爭逃難時,也多次長期住在農村。那時農村生活也很苦,但是還沒苦到這個程度,農民還有吃的,可以自己種地,支配自己。這一次我到農村去,真正是開了眼界:這哪里是農民哪,根本就是農奴,除了鋤頭鐮刀這些小農具以外,他們已經失去一切生產資料,包括人身自由。土地改革時分到手里的田地,如今不但已不再歸他支配,反而成為強制他們的牢籠了。每個農民都是聽由公社支配的「社員」。他們不能脫離這塊土地。有的地方就是出去要飯都得公社批準。農民連討飯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這個程度!

我「下放」在北京周口店公社,秋收后被分配去打場,場頭劉三爺是個慈祥的老人。他在場院有個小房,讓我搬去一起住火炕。晚上他要看守場院,不能睡。但是他心疼我,讓我先睡一會兒,到半夜再叫醒我吃白薯,他把秋收時遺落在地里的小白薯拾回來,用小炕爐烤熟,和我一邊吃一邊聊。他給我講了很多農村的事情,特別是「公社化」時的「共產風」怎樣弄得天怒人怨,才使我真正知道張治水那封信是多么正確。他還給我講了許多農村干部為非作歹,欺壓鄉親和荒淫無恥的情況,使我第一次了解到所謂「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真相。所以那一段生活使我至今回想起來都是難忘的。

「社會主義優越性」究竟何在?

沈洪:1962年您又參加了田家英領導的湖南調查?

李洪林:在那之前還有一段經歷,1961年我剛從周口店回機關,又被下放到河北新城縣高碑店一個生產大隊當隊長,管生產和整社。當時我們工作組三個人搞了一個調查,調查農村歷年來的糧食產量,結果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單干的時候糧食產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單干,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公社不如高級社。糧食產量歷年遞減,這是非常驚人的調查結果,對我來說震動太大了,動搖的不光是公社化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

1959年我因為右傾而挨批,當然是很痛苦的,但是下鄉真正接觸了一下實際,就不光是痛苦,而且陷入彷徨了。按照馬克思主義、按照社會主義改造的世界,怎么成了這個樣子?

1962年到湖南。這里我來過。1938年我從武漢逃難,在湘西的桃源和沅陵的農村都住過。「世外桃源」式的美景和寧靜的田園生活,可以說記憶猶新。可是當我重新來到湖南時,這里的農村已經被「三面紅旗」弄得面目全非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共同派田家英帶了三個調查組去湖南,一個組去湘潭,一個組去湘鄉,我去了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這是劉少奇的老家,比較突出的特點是死人最多,有很多戶死光了。大部分人屋里就剩一個破床架子,用幾塊破磚和石頭臨時搭的灶台。真是家徒四壁。大躍進的時候,這個地方的掌權者異想天開要「并村」,把農民從依山而建的房子里趕到水田里去蓋樓。農民拉家帶口還要喂豬養牛,根本沒法集體住進那種一字排開的簡易樓,只好又搬回已被廢棄的原址。但原址已被拆得亂七八糟,修修補補也不可能恢復原貌了。這場可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真是把農民整個剝奪得精光!中國的農民實在是太苦了。

最使我難忘的一件事,是在炭子沖一戶農民家里看到的景象:這是個六口之家,男人餓病了躺在床上,女主人正在做午飯。我掀開鍋蓋一看:煮的是一鍋青杏,混雜著粉碎了的稻殼!此外沒有一粒糧食,也沒有任何蔬菜,這就是他們六口人的午飯!我和大人說話時,四個不滿十歲的孩子擁在桌子周圍,正在聚精會神尋找什么。我過去一看,完全被驚呆了:桌子上是一堆稻殼。孩子們正在從中尋找碾米時遺留下來沒被碾破的稻谷顆粒。不論誰找到一粒完整的稻穀,便連忙塞到嘴里,慢慢咀嚼起來,那種珍惜和享用這得來不易的「美味」的神情,只有今天一個小孩含著一顆果仁巧克力的神情可以相比。當時我立刻想到,我們做飯時,遇到米里雜有稻谷都要檢出來扔掉,如今竟變成這些孩子的寶貝!我們怎能對得起這些可憐的孩子!

這個組的調查報告最后由我執筆,我都如實寫了。田家英說這份報告把對人的破壞寫得很透,原樣交給毛和劉。結果毛看了以后非常惱火,把田家英批得很厲害,田家英是個有擔當的領導者,他自己把毛的批評完全承擔起來,使我免遭一劫。毛對調查報告大怒這件事,還是別人告訴我的,田家英從未向我提起過。

告別馬列,洗手不干了

沈洪:從湖南回京后您把馬恩列斯的個人藏書全部賣給廢品收購站,并要求「洗手不干」了。思想上有如此之大的逆轉,卻仍然只能服從黨的工作安排?那這種內心與現實的沖突如何排解?

李洪林:回想當年入黨時曾以自己從事人類解放事業而自豪,如今共產黨把中國的農村搞成這個樣子,如果不改弦更張怎么得了?但是黨內久已形成的潛規則是「左比右好」,理論就是為這種左傾路線進行包裝。我覺得我的理論實在沒法為這種政治服務,講真話就要犯錯誤,只有講假話才行,我不能昧著良心做這種事,所以決心告別馬列,「洗手不干」了:除幾部線裝古書和幾本工具書以外,把歷年藏書都賣掉了,并要求調動工作。當時政研室秘書長柴沫對我還好,安慰并挽留我。共產黨員還有「個人服從組織」這條原則,所以我又留下來了。

陳伯達怕《思想界動態》再給他惹禍,已經把它停刊。湖南調查回來不久,田家英就讓我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這個工作量很大,除了《毛選》,還要搜集所有他公開發表的言論。我一直編了一兩年。編好后,田家英很欣賞,找了人民出版社用《毛選》的規格來出版一大本精裝的《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作為內部專用書,發給中央委員、正部長和各地方一把手。說來可笑,我雖然告別了「馬列」,卻鉆到「毛澤東思想」里來了。長期的編輯工作,使我對毛的「思想」滾瓜爛熟,要想從中尋章摘句,簡直如探囊取物。

1964年這本書剛編完,原來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擴大成為馬列主義研究院,陳伯達當院長,副院長是胡繩和周揚,柴沫任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由軍隊調去一個專職黨委書記趙易亞。此人在文革中領導全院紅衛兵奪了權,斗死了柴沫,然后就把我和丁偉志、王忍之、還有馬仲揚(已故)整成「柴沫一小撮」,讓我們一天到晚挨批斗、掃廁所,三九寒冬還要我們掏大糞,送到農村去施肥。

到1969年,陳伯達就解散了研究院,少數幾個人留在北京,大部分人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把我們安置到漢沽國營農場當工人,我被分配到畜牧隊,在鴨房養鴨子,后來又到機務隊當副隊長,在那里還學會了開拖拉機。蘇聯「老大哥」把淘汰了的鏈軌式拖拉機賣給中國,整個是一個大鐵塊,笨重之極,中國還當成寶貝。有一次我在水田里耕地,拖拉機脫了軌,只好用人海戰術把拖拉機抬起來放到旁邊,然后把鏈軌擺直,再把這個大鐵塊抬上去。

「農業學大寨」是一場災難

沈洪:這就是您文革中的經歷?

李洪林:是。1974年我從漢沽農場調到河北省委宣傳部研究室,實際上就是河北省委的寫作班子。這里寫文章是「集體化」,大伙兒湊,而且在內容上也都得「對口徑」,不能超出「兩報一刊」的提法,以免犯錯誤。

我那時候很懷念延安的作風,人和人的關系很平等,大家都住窯洞、吃小米,穿的衣服也都一樣,領導上沒有官架子。后來到了政研室,領導上也都平易近人。到了河北省委宣傳部,雖然一般同事都很樸實,但是有些官員太俗氣了,官兒不大,文化不高,架子不小。所以我不愛坐機關,愛往外走,正好1975年冬要派工作組下鄉去搞學大寨,我就主動去了。

去的地方是河北任邱縣天門口公社。這次下鄉又接觸到一些過去沒見過的新鮮事,像晚清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樣,我也可以說是目睹了不少怪現狀。「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是毛澤東促進中國工農業生產的兩條萬靈咒語。據說只要農業一學大寨,生產立刻就上去了。這一回到了任邱以后我才知道,原來學大寨是一場災難,陳永貴搞的那一套對全國農村可是造了大孽。不管什么地方,都要「改天換地」,大搞水利工程。一是「挖渠」,一是「平地」。「平地」方面,要求「埂直如線、地平如鏡」,結果是大量翻土,用生土蓋住熟土造成平地,地就不肥了。在挖渠方面,最缺德的是不斷重挖,因為每一任縣委書記都要按自己的意志在地圖上畫出渠道走向,命令各公社重新挖過。所以當時有個口號叫作:「張書記挖了王書記埋,李書記上任又重來」。我到地里看過,確實是這樣,不少巨大的幹渠挖了半截就不要了,新書記來了又另挖新的,不但浪費了大量人工,而且好好的耕地被挖得亂七八糟,挖渠翻出來的大量黃土,又覆蓋了大片青苗。中國農民的血汗,就是這樣被那些官老爺們任意踐踏!這就是「農業學大寨」!

1975年底開始批鄧,其實鄧小平從1975年重新上台以后很得人心。文化大革命把大家搞苦了,他上來以后人們覺得還有希望。然而剛有一點希望又要批鄧,所以群眾的心又涼了…

接著周恩來又去世,我現在因為材料看得多了,才認識到周究竟是個什么人,但當時對周卻非常有感情。那時已經知道他和毛的矛盾,他死的時候毛都不去看他一眼。從《參考消息》上得知,送周的靈車上八寶山的時候,整個長安街站滿了人,我也很難過,當時就寫到:

靈車一去不復歸,忍教忠骨化成灰?
朔風街頭人百萬,熱淚翻作雪花飛。

開春以后,「學大寨」運動結束,我也就回到石家莊。不久爆發了「四五」運動,人們借清明節悼念周恩來,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宣泄對毛澤東的不滿。這是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即將崩潰的標志,因為人民群眾已經公開反對他了。當時各省都奉命組織大規模游行,「擁護華國鋒,聲討鄧小平」,但這有什么用呢?民心向背不是誰能制造的。

毛澤東形象的破滅

沈洪:您在《往事回憶》里記述了唐山大地震后的一些怪現狀,比如救災要以階級斗爭為綱,救災物品第一緊要的是毛的書和像,還有個老翁因失手打碎毛的石膏像而遭槍決。能否認為,這些親眼所見的荒謬是您不久后的《領袖與人民》、《科學和迷信》等文章的催化劑?

李洪林: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他所造就的無知而有權的長官們的胡作非為,以及這些年來對人民思想上和社會風氣的毒害,都促使我重新思考。毛去世后,我在唐山的追悼大會上還看見一個中年婦女坐在毛的像前,裝出痛不欲生的樣子,一邊干嚎一邊喊著「唉呀,毛主席啊,我們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啊!」就像以前出殯時的專業「哭喪婦」一樣,雖然只是干嚎,并沒有眼淚,卻能嚎出抑揚頓挫。如今在毛的追悼大會上也有「哭喪婦」來湊熱鬧,實在大煞風景。毛澤東幾十年的高壓和愚弄,居然能把人的精神面貌扭曲到這種程度,真是嘆為觀止!

我在唐山抗震救災指揮部一直住到1976年底,纖維板搭的抗震棚很冷,晚上毛巾都凍成冰片。但我實在不愿意回機關去看臉色,所以幾次輪換我都不走。十月間聽到四人幫被抓起來的消息,整個指揮部都沸騰了。有人立即去買酒,但買不著,所有的酒都賣光了。可見人心的憤怒已經到了臨界點,對毛徹底失望了,本來四人幫就是毛的四條狗,但是這層窗戶紙到現在還不肯捅破,毛的頭像還高掛在天安門。這一點我很佩服吳祖光,他在政協大聲講,毛澤東罪惡滔天,要把他的像從天安門上撤下來,把他的尸首從紀念堂里扔出去!我覺得吳祖光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里少有的硬骨頭之一。

老友不忘,重返北京

沈洪:后來您怎么去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工作?

李洪林:出于政研室的老朋友洪廷彥和丁偉志的關心。他們在北京都恢復工作了。丁偉志建議吳江(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把我調到黨校去。洪廷彥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也向楊振亞館長舉薦我。楊館長看過我當時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腦力勞動的歷史命運》。(這篇文章影響較大,涉及十九年前我對張春橋文章的批評。)楊完全贊成我的觀點,聽了洪廷彥的推薦,馬上派人到河北去,把我調來,專門負責籌備建黨28年黨史展覽。同時還解決了我全家的北京戶口。

歷史博物館的黨史展覽原來已經準備了一個基礎,但都是文化大革命那套思路:整個展廳里全是紅海洋,大紅標語、語錄,都是為了突出毛澤東一個人,比如建黨那部分,連陳獨秀都不提。為了恢復歷史本來面目,我和博物館的同事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把這個陳列修改得比較真實了。其所以說「比較真實」,是限于黨內高層所能接受的程度。特別像「黨史」這種東西,要擺脫政治,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沈洪:原來1958年您就和張春橋交過手了。爭論什么問題?

李洪林:1958年張春橋在上海寫了一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他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鼓吹平均主義,攻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否定按勞分配制度,把現實的社會差別都說成「等級制」。這篇文章被毛澤東看中,親自加上按語,命《人民日報》轉載,于是立刻風靡全國。正常的社會分工和差別都成為譴責的對象,一些學生不但群起著書立說,而且要上台講課。連醫院里的分科看病和醫生與護士的分工,也都成為「資產階級法權」而受到責難。當時我并不知道張春橋這篇文章的后台是毛澤東,只知道不能讓這種缺乏常識的文章誤人子弟,貽笑大方。所以前后寫了兩篇文章批評張的觀點,不過沒有指名道姓。大概《人民日報》早己意識到張春橋那篇文章的問題了,所以我那兩篇文章都發表了。我也很高興,能為扭轉左派幼稚病出了一點力。誰知到了1959年反右傾時,這兩篇文章頓時從「香花」變成「毒草」,反倒成為我一貫右傾的罪狀了。

中國有句俗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哪知道連二十年都不到,1977年我的「毒草」又變成「香花」了。因為鄧小平剛恢復工作要抓科技,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腦力勞動又吃香了。《光明日報》編輯部從舊的《人民日報》上發現當年我那兩篇批評張春橋的文章,專門派編輯到石家莊向我約稿,于是我就按照原來的思路寫了那篇《腦力勞動的歷史命運》。

參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組

沈洪:當時您又如何獲得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這一兼職的呢?

李洪林:我還在歷史博物館的時候,起草小組就經常找我開會。并沒有人告訴我說誰讓我參加起草組,可能是胡耀邦,因為他喜歡我的文章,而且指名把我調到中宣部的。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寫過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學和迷信》。我覺得,如果不從毛澤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中國不可能從泥坑里爬出來,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大道。所謂解放思想,就是打破毛的枷鎖,但是誰也不從正面提出這個問題。于是我就提出:要破除「現代迷信」,「現代迷信」就是毛澤東。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王若水、汪子嵩,社長胡績偉都要發這篇文章,但總編輯秦川為了穩妥不敢發,就把稿子退給我了。

后來《中國青年》雜志復刊找我約稿,我就把這篇文章給了他們,他們給胡耀邦看,他拿紅鉛筆改了幾個字,建議用「本刊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發,并囑《中國青年》問我同不同意不用我的名字發表,我說那當然好了,「特約評論員」更有權威。因為這篇文章,胡耀邦當時就知道我了,1979年籌備理論務虛會時,他就決定調我進中宣部。我在歷史博物館做完黨史展覽后,到中宣部報到并且參加中央文件起草組了。

沈洪: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是個什么規模的組織?

李洪林:規模不大,也就十來個人。起初是起草建國30周年的葉帥講話,接著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組住在玉泉山,工作環境很好。不過我在中宣部工作很忙,家里還有二老重病臥床需要照顧,所以不能全天參加,只是開會時去一下,平時都在城里,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那時我雖然寫了很多文章,但一概沒有稿費。我的工資還是二十多年前的148元,根本沒有錢給父母看病。他們只能躺在家里熬時間。我晚上回家能陪陪他們,使他們在走向生命盡頭之前,每天能看到我在跟前,能夠聽到我的聲音,還能感覺到我的手在撫摸他們——這就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最好的「醫療」了。

記得老友吳祖光寫過一幅大字悲嘆自己的命運。但他不寫「生不逢時」,而是寫「生正逢時」。這是多么挖苦!又是多么痛心!寥寥四個字,真把我們這種人的命運說絕了!等到后來我有能力給父母看病時,他們早已去世了!「子欲養而親不在」,我是多么「生正逢時」啊!

在中宣部的日子

沈洪:1979年-1982年您在中宣部理論局任副局長,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林:理論局是中宣部分管全國理論動向的職能部門。當時分三個處,并且編印一種不定期的《理論工作動態》。

我在中宣部時除了日常業務以外,還用很大一部分精力組織雙周座談會。因為理論務虛會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在理論方面抓得最好的一次,會議的思想活躍程度也是中共歷史上空前的。為了使它不至于「絕后」,我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定期開小型理論務虛會,也發簡報,一方面給上面送,一方面給各省發,這樣就能把思想解放的勢頭保持下去。于是我找胡耀邦商量,并建議由他親自主持,他完全同意,并決定每兩周開會一次,同時叫我馬上籌備。可惜后來這個會開得并不多,因為胡耀邦當總書記后,事情太多,而且1980年就不兼中宣部長了。

他一離開中宣部,我的日子也就日益艱難了。其實我剛調去中宣部時,在北大讀書的孩子少民就不贊成我去。我說,我可以通過中宣部促進思想解放。他說,要促進思想解放,就得解散宣傳部。看來,還是年輕人正確。我去中宣部,只是在胡耀邦當部長時做了些事情,王任重繼任部長時,曾有意繼承胡耀邦的路子,所以對我也很信任,1982年讓我籌備召開「理論工作座談會」,并且給他起草開幕式講話。這個會是胡耀邦決定召開的。大家都滿懷信心,想把它開成第二次理論務虛會。誰知開會中途發生「政變」,王任重的部長職務,突然被鄧力群取代,于是我就步入險途了。

文革前鄧力群和我都在沙灘大院,互相認識,但沒有直接領導關系。文革后我回到北京,他很看重我。那時我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他特別批準我到書記處研究室去看甲級文件,得以開闊視野。我也很尊重他,文章寫好后常常請他提意見。但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后,由于思想不一致,接觸就少了。特別是他要我和研究室的人共同搜集整理郭羅基的材料,被我拒絕,關系就惡化了。不過我此時是在中宣部工作,不歸他直接領導。等到1982年鄧力群到中宣部當部長后,就該收拾我了。

他就任部長后,立即派我去上海調查給中央提出批評意見者的姓名,我很委婉地拒絕了這個命令:「人家給中央提了點意見,就去追查,這樣做不合適吧?」但他堅持要我去,結果我就是不去。于是他就把我「免職」了(還特別交代:不是「撤職」,即不是處分)。然而他把我撤下來,既不給我分配工作,也不放我走,而是把我掛到1983年整黨時來整我。他組織了五次全宣傳部的大會批判我一個人。據我所知,中央機關沒哪個單位是這么整人的,部長在整風時自己不作檢查,卻把不順從自己的人拿出來大批判。我已經被逼到墻角,只能挺身奉陪。好在他還沒有剝奪我的發言權,所以我能針鋒相對予以回擊。最后他任何帽子也沒給我扣成,只好放我走了。

「四項基本原則」是怎樣出來的?

沈洪:1979年理論務虛會,為何一個「不設禁區、不下禁令」思想高度解放的會議,會以一篇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尾?此文對中國政治和思想界的影響如何?

李洪林:這是個180度的大轉彎,我體會特別深刻,因為理論務虛會開始時,胡耀邦和胡喬木就找我給華國鋒準備閉幕式講話,他們講了自己的想法,兩個人都是一致的,就是解放思想,大膽地講,讓思想界整個活躍起來。于是我一邊參加小組會,一邊起草華國鋒講話稿,春節休會前我已經寫好講話稿交給胡耀邦和胡喬木看,大體上好像還可以,然后就排版,排個大樣又送上去,之后再沒有消息了。

春節以后事情就變化了,華國鋒也不講話了,改由鄧小平來講。為此專門成立一個由胡喬木領導的新起草組,成員有我、吳江、宋振庭、滕文生四個人。胡耀邦領著我們到鄧小平家聽指示。鄧的基本調子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嚴厲批評社會上的大字報和民間小報,以及社會上的亂象。原來1978年底給四五運動平反,在社會上影響非常大,文化大革命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都爆發了,許多社會問題暴露得非常醒目,整個社會都沸騰了。所以務虛會開會時,上面批下來兩個文件給會議參考,一個是上海市告急,一個是四川省告急,說社會上亂得很,每天都有人到黨委和政府部門鬧事,他們都辦不了公了。

鄧小平批評社會上的亂象,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批評黨內這只手太軟,他講過兩只手都要硬,抓經濟、抓思想,實際上就是批評胡耀邦。這以后我們起草組再沒開過會,閉幕式上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實際上是胡喬木一個人起草的,直到3月30號在人民大會堂聽取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時,我才第一次聽到具體內容,確實是180度大轉彎,從「兩個不要」變成「四個堅持」,對比太鮮明了!我分析鄧小平態度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除了剛才談到的社會形勢以外,還跟西單墻的一篇大字報有關。

《中國青年》復刊號出版時,被汪東興批評「沒有突出華主席」,要求雜志全部收回,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有人把《中國青年》復刊號一頁頁攤開貼到西單墻上,吸引了很多人來看,接著貼出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西單墻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1979年一月下旬,正是理論務虛會休會期間,一個青年人魏京生在西單民主墻貼出一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直接批鄧小平。鄧小平起初是支持西單墻的,他講過「鴉雀無聲不好」。他和葉劍英都支持大字報這種形式,支持群眾自由表達意見。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又恢復工作的一些老干部是反對大字報的,正好,魏京生的大字報被這些老干部抓到把柄。彭真就直接把這張大字報的抄件送到鄧小平面前,那意思是:你不是支持大字報嗎?看看吧。鄧小平是什么人,毛澤東不是說他「綿里藏針」嘛,這一下就不用藏了。魏京生的大字報才貼出幾天,就被抓起來了。

事實上鄧小平這個閉幕講話,應該說是中共度過文革危機后,「左」的本性重新亮相。黨內主流是什么呢?就是「左」。

中國共產黨整個領導骨干都是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一手培養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他們的思想方式,毛澤東思想基本上是左,凡是和他意見不一樣的人都得搞掉。黨內凡是有爭論的時候,有一個原則:「寧左勿右」,這是一切「有經驗」黨員的立命之本。「左」沒有問題,即便錯了也只是方法問題,表明立場堅定。但是「右」就完了,那是立場問題,從輕的說法算是右傾,要是被劃成右派就成反革命了。

只有1978年胡耀邦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反左的,這次反左之所以能得到黨內外一致擁護,是因為黨的各級領導都被打倒了,只有反左,他們才能解放。但是根深蒂固的左傾傳統已經深入骨髓,這些人反左,只是權宜之計。如果打個比方,這個黨的基本政治傾向就像彈簧門一樣,總是向著左邊,被人推開以后,一撒手馬上又恢復原狀了。所以這種「左」已經不是哪一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共產黨的黨性決定的。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一恢復工作后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報一下子就把鄧小平說服的原因。

事實上三中全會開過之后,黨內的分歧就明朗化了。領導骨干的左傾故態迅速復萌,是促使鄧小平左轉的主要動力,這就是他為什么能來個180度的大轉彎,從「兩個不要」變成「四個堅持」的由來。鄧小平四項原則講話以后,各個地方聞風而動,一次席卷全國的左傾回潮形成了。

要問鄧小平這篇講話對中國政治和思想界的影響,那就是它終結了當代中國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重新用「緊箍咒」套在中國人民頭上,又恢復了毛澤東時代對人民思想的鉗制,或者說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

理論務虛會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高峰,也是它的根本轉折點。從鄧小平講「四項基本原則」起,局面急轉直下。一夜之間,反左變成反右了。

「說三道四」的斗爭

沈洪:鄧小平講了四項原則以后,思想解放運動停止了嗎?

李洪林:鄧小平講話之后,全國范圍內就出現了「說三道四」的斗爭。「說三」就是堅持三中全會路線。三中全會決定了要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的生產關系,改革不適合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就是說要全面改革。「道四」,就是用「四項原則」來壓制三中全會路線。據我所知,有些地方干部原來擁護三中全會,四項原則傳達下去以后,他們馬上抬不起頭,被壓得很厲害。

《人民日報》編輯部有個讀者來信摘編,他們每一期都寄一份讓我看,我看到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著「說三道四」的激烈斗爭,覺得應該寫點什么東西,就在四月份寫了一篇《我們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我認為,黨的三中全會剛剛決定的政治路線,并沒有作廢,誰也沒有權力改變反左的大方向。而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只是他個人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并沒有經過中央全會討論和通過。雖然他的講話很重要,但中央并沒通過黨內的法定程序用它來取代三中全會決議,更沒有決定以反右來代替反左。所以我認為講四項原則是為了更好地貫徹三中全會路線,于是就按照這個精神寫了那篇文章,中心思想是:我們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是反左的,不允許保守派打著「堅持社會主義」的旗號反對三中全會。《人民日報》在五月初用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反響非常大。因左傾回潮而受壓的干部和群眾歡欣鼓舞,紛紛給報社寫信。當時《人民日報》接到讀者來信多極了。他們還特地選些來信送給我,其中有些是直接請報社轉給我的。我從寫作以來,幾十年間從來不曾受到讀者如此熱情的鼓舞和支持,所以決心繼續寫下去。

接著第二篇《我們堅持什么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又寫出來了,《人民日報》在6月20日同樣用整版篇幅發表了。這篇文章的主題是:我們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發揚民主。《人民日報》出報當天,胡耀邦叫我去他家里。我一進門,他說:「你又寫了一篇好文章!」接著跟我談了很長時間。他很放得開,說得很透,說我們黨的這些干部都是毛主席培養的,左傾思想根深蒂固。他很贊成我用三中全會精神解釋四項原則,讓我把四篇都寫完。

既然群眾擁護,總書記支持,我就接著寫了第三篇:《我們堅持什么樣的黨的領導》,我強調黨的領導只能是政治領導,不是行政領導。政府是國家機器,依法有強制權力實施行政領導,而黨沒有此項權力。黨不能強制群眾服從自己,只能靠講道理,說服群眾自愿擁護黨的主張,自愿接受黨的領導,這才是政治領導。針對把黨當作凌駕一切的「當然領導」,文章寫道:所謂堅持黨的領導,是不是說,共產黨具有「絕對權威」,不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條件,都是「當然領導」呢?文章的回答是:「不」。「誰能領導,誰不能領導,最后的選擇者是人民。」

第四篇堅持馬克思主義,我寫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寫好,實際上我對這個主義已經不怎么相信了,但又沒有理出個頭緒來。「以其昏昏」當然不能「使人昭昭」。后來寫了一篇《信仰危機說明什么》,大致意思是說舊有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能說明新的現實了,它必須有個新發展才行,因此要繼續解放思想。不過我當時還沒跳出原來的陳舊的框架,還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萬能的口袋,凡是被認為正確的理論,都往這個口袋里裝,都算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今天看來,這種牽強附會實在可笑,除了說明自己孤陋寡聞,抱殘守缺以外,還能說明什么呢?

這幾篇文章雖然有胡耀邦支持,卻遭到胡喬木的反對,他連題目都看不順眼,說不應該從反面提問題,而應該從正面提:為什么必須堅持四項原則。

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有個刊物叫《情況簡報》,在清除精神污染時,他把我這些文章搜集到一塊斷章取義加以歪曲,往中央告我的狀。我在中宣部文件室看到這個誣告就很生氣,寫信給書記處書記胡啟立,請中央制止這種背后傷人的行為,但他根本不理這個事,我連個申訴之處都找不著。后來三聯書店出版我的文集《理論風云》時,我在這一組文章后面加了一篇《回答一種批評意見》,把他們對我的誣陷逐條作了批駁。他們是背后放暗箭,我是在陽光下公開應戰,我很歡迎他們也站到陽光下來公開辯論,弄明白是非,但對方卻從未露過面。這是我個人經歷的一些小事,不過也確實濃縮了當時黨內外「說三道四」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持續了大約兩年,1981年4月,我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執行三中全會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按照我在系列文章里的觀點,論述了「三」和「四」的統一性:堅持四項原則,是為了貫徹三中全會路線;貫徹三中全會路線,就是在堅持四項原則。《人民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把它登在頭版,相當于官方對這場爭論做了個結論,但結論歸結論,爭論歸爭論,因為黨內矛盾依然存在,一篇文章是解決不了的,拉鋸戰還要繼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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