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百年道路話滄桑[下]

@ 六月 5, 2016

【本文转载自「明镜新闻」。明镜按: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致力于思想解放、破除現代迷信的先驅李洪林先生,於2016年6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特重新轉發他的長篇答問《百年道路話滄桑》,以志紀念。原文载于《當代中國研究》,系沈洪女士在2013年对李洪林先生的专访。本文较长,分三次编发,含金量很高,值得阅读。】

(续前)

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沈洪:中央党校蔡霞教授认为,现在重要的不是左右共识,而是朝野共识,习李将先经历几年的新权威,铁腕治吏,把社会的秩序整顿起来,法制整顿起来,社会宽松了,经济好了,民怨缓解了,逐渐的创造条件推进改革。您如何评价这一判断?

李洪林:中共中央已经有很大的权威,还提什么“新权威”呢,哪个权威能够超过现在中共中央这个权威呢?党已经领导一切,你还要使它加强到什么程度?中国现在问题正是出在一党专政上,毛泽东一个人的权威就足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权威太强太集中了。所谓“铁腕治吏”,还是“自己治自己”,治不好的。这些年“反腐”为什么越反越腐?不就是“自己治自己”吗?如果不对权力实行客观的监督和制衡,而是让它更强更集中,那不是越走越远吗?中国的民主转型应该把太集中的权力逐步放开,而不是进一步加强。必须对权力实行有效的制衡和监督,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避免新独裁者的出现,才能避免因为一个独裁者丧失理智而把中华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习近平不但号召“落实宪法”,而且表示应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所以他一上任,人们就对十八大新班子抱着很大希望。

什么是“两头真”?

沈洪:曾有学者将“从中国体制内分化出来的一大批背负着红色记忆和中共沉重历史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群体转变为民主派的时代现象”,称之为“两头真”。您觉得党内民主派对当下和未来的政局会起到哪些作用?

李洪林:我都没好好想“两头真”这个词准不准确,能否站得住。拿我个人来说,我开始参加党的时候真是满怀雄心壮志,充满自豪感,全身投入,不怕掉脑袋。1947年我做地下工作时,有一次带着帆布旅行包,里面有几份党的油印材料,由武功坐火车往西安送。火车到站一停,我看到站台上满是宪兵一字排开,挨个检查旅客。这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险情。突然面临这样严峻的局面,我可以把包留在车上,自己空手下去就算了。但是材料丢了实在可惜,我就赶紧把上衣脱下来,塞入旅行包,压在宣传品上然后下了车。当我排队来到宪兵跟前接受检查时,我爽快地把旅行包拉开,主动送到他面前,他一看是衣服,拿粉笔在旅行包上画个圈,就放我走了。如果他伸手把我包里的衣服翻一下,我就完了。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后怕,然而当时站到宪兵眼前,已经没有时间多想。可是四十多年以后我却被“自己人”抓起来了。那是1989年“六四”以后,我在家中正要吃午饭时,来了几个安全部门的警察,用“反革命罪”的传票把我抓走。当两个警察左右夹着把我塞进警车时,我心里非常难受:从来没有想到共产党的警车有一天会来抓我,我卖命参加打造的“共和国”,如今却把我自己关进去了。

像我这种经历,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有人在。我只被“自己”的党囚禁三百多天,还不到一年。很多资格比我老的,在各种危难环境中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一关就是多少年!还不是关了也白关?谁叫你当初选择了这条路?如果“两头真”指的是当初投奔共产党是追求自由民主,结果这个党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又是一个专制制度,所以又得投身于追求自由民主的斗争,那么“真”指的就是追求自由民主,但这个“真”字就不确切,因为当初国民党坚持它的一党专政,现在共产党坚持自己的一党专政,也都是真心实意维护自己的利益,一点也不假呀!如果“两头真”指的是这些人的精神境界或人品,那就意味着他们中间这一段就是“假”。这个“假”也有两种状态:或是生活在虚伪之中:讲假话,做坏事,卑躬屈膝,投机钻营,助纣为虐,背叛革命初衷;或是生活在无奈的双重人格之中:良心未泯,但不得不违心地执行左的政策,违心地批判这个,斗争那个,违心地检讨自己,但求保全自己和家人。我想,所谓“两头真”,多半是指这最后一种情形,但用真伪来定性,总不那么贴切。

至于这些“两头真”或“党内民主派”的人士对中国政局的作用,实在很难说。我只对当前有些人的主张谈点个人见解。

改革是离开社会主义,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谈到政治改革,有一些人提议先恢复党内民主,看来也是一种无奈的呼喊。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一党专政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垄断一切资源所引起。至于党内民主与否,和这种主要矛盾没有关系。即使党内再民主,一党专政不改,党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人民还是享受不到公民权利。

另一些人主张恢复到毛的《新民主主义论》那个时代,还有人要求回到“胡赵新政”。其实毛泽东所谓的“新民主”,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切,成立政协,你可以议政,可以向我提意见,但是采不采纳要由我决定。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邓小平的“四项原则”里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它和现在普世通行的民主(毛把它叫“旧民主”)根本是两回事。

至于“胡赵新政”,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说三道四”声中那种拉锯式的改革。那种改革,已经被“六四”埋葬了,还谈什么“胡赵新政”?

真正要改革,就是从走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折回来,重新踏上辛亥革命所开辟的共和之路,也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多元文化,这是普世价值。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朱厚泽的文章。应该说,朱厚泽是同代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里走得最远的一个,他的思想远远超过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也超过了当代中国理论界所能达到的高度。他批判新民主主义论,批判一党专政,他这些思想在世时没有拿出来过,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去世后,一个朋友把他几十万字的遗稿和笔记从网络上发给我看我才第一次发现了他尚未面世的思想宝库。朱厚泽过早辞世实在太可惜了,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家,不但跳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框框,还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藩篱,而且观点非常鲜明,毫不吞吞吐吐。他把共产党所有这一套叫做“党文化”,其实质就是消灭一切个性,以集体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每个党员必须用党性来替换自己的人性,用党性来武装自己,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就是刘少奇说的“作党的驯服工具”。“党文化”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垄断所有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一党专政,控制全社会,和现在人类的普世文明完全是针锋相对的。改革就是让中国从这种“党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回归人类共同的文明大道。

中国有可能和平转型

朱厚泽和我一样,也不赞成暴力革命,反对推倒重来,而是促使党的领导层主动改革,这样对全社会最好,不会付出太沉重的代价。由中共主动改革,使中国通过和平转型,走上民主宪政的大道是不是可能呢?考虑到下面三点,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首先,党内从来都不是绝对统一的,从领导到普通党员,其思想水平,政治倾向,人品和风格,绝不一样。

其次,人是可以变化的。

第三,党内外必然互相影响,世界民主大潮的影响,国内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有可能改变党内的力量对比。

基于上述三点,我认为,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冲击下,当一党专政面临统治危机的时候,领导层内改革的倾向如果能占上风,和平转型就是可能的。我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有机会在中央领导核心跟前工作过,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情形看来,上下结合起来进行改革,可以很平稳地把中国顺利地转上民主轨道,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使我确信,这条路子是可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可贵的机会,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转上民主宪政的轨道。1979年党中央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真正有了民主,社会主义也就剩下一个空名。

当初胡耀邦和赵紫阳谁也没有想到要改革一党专政,坚持四项原则的邓小平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只要沿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路线向前走,在文明世界的影响和国内改革实践的推动下,中国完全有可能逐渐冲开旧体制的束缚,实现和平转型的。原来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的神圣禁区,不是都被和平地冲走了吗?而且当时的领导核心“邓胡赵”体制也很有威信,很得人心,中国真是充满了希望。

当然,所谓“可能”,就意味着事情还有另一面:“不可能”。只要“可能”还没有变成现实,那个”不可能” 就如影随形,始终不会离开“可能”的左右。

还需要说一点的是领袖人物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由于他们所处的枢纽位置,当历史的列车来到一个转辙点的时候(这是客观条件),作为“转辙手”的领袖人物便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主观条件)。一个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蒋经国就是这种人物,当他决定解除党禁报禁有人害怕国民党失去权力时,他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的权力只限于台湾,所以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已经过上民主生活了。国民党虽然在普选中失去政权,但后来又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而当选。不过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光改政治还比较容易。社会主义改起来就难得多。然而戈尔巴乔夫毕竟把苏联这个大帝国从社会主义的死胡同里引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上来了。如今原来的“苏东波”各国在度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期的短暂困难之后,都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了。

戈尔巴乔夫博得世人敬仰的地方还在于:他自己恰恰在改革中失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他却平静而有尊严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范。后来当他回顾此事时说道:“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上百的记者都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泣,因为我政治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统治地位,而是维护国家的民主和进步。”所以他下台后,俄国人民和政府一直对他崇敬有加。

“邓胡赵体制”破碎,“胡赵新政”被断送

中国的改革本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最早的,如今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政治改革停滞,却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落在后面了。如今腐败已经蔓延到肢体末端,官民矛盾日益尖锐,“维稳”和“维权”的冲突此伏彼起,而且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方针指导下,为了追逐产值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种种迹象都提醒人们:已经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回顾中国改革的遭遇,越发说明领导的重要。

在“邓胡赵体制”里面,胡和赵是主力。邓小平说:“天塌下来有他们两个人顶着”,就是放手让他们干,他给他们撑腰,就像反对“两个凡是”时他给胡耀邦撑腰一样。而胡和赵都头脑开放,能够接受新事物,这是很了不起的。胡耀邦要求在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从所谓“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那条走不通的路上领回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上来。赵紫阳晚年被幽禁的时候,他的思想在继续发展,已经基本上接受现代政治的理念。所以,如果这两根顶梁柱团结一致,改革的前景是多么良好!可惜中途赵紫阳由于和胡耀邦工作上的矛盾而加入“倒胡”的一边,这是赵紫阳铸成的致命错误,它使党内斗争的天平倒向了左边,把胡耀邦打倒了。胡赵两根顶梁柱站在一起,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然而当风暴袭来时,赵紫阳这根顶梁柱不但不去顶住反改革的风暴,反而与风暴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向胡耀邦打过去。结果胡耀邦倒下了。最后孤身一人的赵紫阳自己也在更猛烈的一次风暴中倒下了。“邓胡赵体制”破碎了,中国的改革也断送了。

胡赵新政的十年,尽管改革和反改革两股力量一直在拉锯,毕竟改革派还有人在。“六四”后改革派全军覆没,再也没有人主事了。还是邓小平觉得这样下去要危及一党专政,这才有1992年的“南巡讲话”,改革才重新上马。但此后这二十年只在经济上有所改革,政治上绝无让步,因为党内民主派已被完全排出局外,到现在为止,还都看不见踪影,怎能谈到对政局起什么作用呢?

这些年党内外的改革呼声,全都来自散兵游勇,根本形不成什么气候,更谈不到什么“派”了。就是这些散兵游勇,也未见得都能畅所欲言。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下,只要被认为有损“维稳”,客气点是请你“喝茶”,不客气就“请君入瓮”了。

“党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绝后的灾难

沈洪:网上流行一个段子:这世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谈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逻辑和常识的匮乏,根源在哪里?能如何改变?

李洪林:这种段子就是讽刺现实,要是能公开表演的话,都是说相声的材料。这里所挖苦的“中国逻辑”,其实离不开“中国特色”,都属于“党文化”的范畴。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党文化”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连道德和宗教都不能幸免,全都成了政治的婢女,失去了自己的底线。连人类的伦常都被政治压垮了。你大概知道北京大学曾经出过一个圣女林昭,她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挺身对抗“党文化”而惨遭杀害的。最近我又听到一个能摧毁人类良心的惊天惨剧:文化大革命时,安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检举他妈妈反对文化大革命,并要求立即处死他的生身母亲,结果这位伟大的母亲果然被捉去,并且真的被判了死刑。这个被“党文化”教育出来的革命小将,居然亲自出席公审大会,亲眼看着刽子手怎样把子弹射入他妈妈的脑袋!

毛泽东亲手培养的“党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绝后的精神创伤。无论夏桀和殷纣,无论周厉王和秦始皇,也无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明清两代的文字狱,都比不上“党文化”对整个民族伤害之深,这是精神世界的内伤,它抽掉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消灭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独立人格。“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毛泽东比古今中外所有暴君都高明的地方是:他不单靠杀人立威,而是“群众路线”,他给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两种选择:或是斗人,或是被斗。因此凡是斗争运动一来,为了免于被斗,便只好去参加落井下石的“义举”。所以历年的思想斗争运动,虽然被斗的对象很少,但多数参与斗争的人,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而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震慑效果:使中国人都成为匍伏在他脚下的奴隶。

当然,为了压服这些奴隶,统治者还需要奴才,而毛泽东的统治果然也培养了一批奴才。虽然绝大多数人天良未泯只能当奴隶,但少数丧尽天良的人却可以当奴才——攀附权势的打手。奴隶的精神创伤当然是中华民族的苦难,但奴才的卑鄙无耻不也玷污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使中国人为之蒙羞吗?

至于说到“党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破坏是“绝后”的,那是因为物极必反。在世界文明大潮的冲击下,产生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的土壤已经崩塌。虽然新启蒙运动处处受压,但是“党文化”的生命力已经衰竭。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乱象纷呈,逻辑和常识的匮乏,来源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更可怕的是已经没有一种道德底线来维系整个社会,因为诚信已经从上而下地丧失了。现在,电视台节目不少,但是可看的不多,没有一个敢于直面现实,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吃喝玩乐、歌舞升平,再就是庸俗不堪,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把思想束缚得这么厉害,人们怎么能有很高尚的、更优美更深刻的东西拿出来呢?好在有了网络这块园地,现在网上什么都有,毛的像在天安门上挂着,但在网上他却是嘲讽对象,你举的那些段子,在网上更是铺天盖地。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所谓“主旋律”的日暮途穷,已经没有吸引人的东西了。当政者们自己对所宣传的“主旋律”,也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老百姓就更没兴趣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没落,也正是一个走向思想自由的过渡阶段,在新秩序建立之前,思想文化上的乱象是难免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中国进步的必经阶段。

中国学不了新加坡

沈洪:2007年,谢韬老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发广泛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关注“中国模式”的提法,最近几个月,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至少三次提到了有关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内容。道路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且争议不断,您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往何处去?

李洪林:这个问题很大,我想分成三个问题来谈。先谈新加坡问题。

中共党内早就有人羡慕新加坡了,他们羡慕的是李光耀式的威权统治,也就是说威权统治可以使国家现代化。这就是所谓“新权威主义”。

新加坡应该算是还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它虽然有普选,有三权分立,但人民的自由度却受到威权的限制。例如,谁要是批评了掌权者,就有可能被控以“诽谤罪”。而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即便面对错误的指责,也会一笑置之。所以有这样的评论:“新加坡有民主,没有自由。”

另外,不管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只是它的权力来源不同(或选举,或任命)和有没有客观的监督和制衡。至于日常施政,都是行政首长负责,其政绩之优劣仍取决于行政首长。正如一个企业不论规模多大,虽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有最终决定权,但企业的业绩可说完全决定于总经理或首席执行官。新加坡地处两洋航运枢纽,得天独厚,曾为英国殖民地,受现代文明熏陶多年,法制完备,经济发达,居民素质较高,生活较富裕。在这种条件下,当政者只要严格依法办事,不胡作非为,它的政治生活就能平稳运行。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饱受几千年专制统治,至今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民众有冤都找不到申诉的地方,背井离乡到北京来上访,又会被本省派驻首都的“截访”人员捉住,押回老家去。这样一个大国,怎么能和新加坡相提并论呢?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其次谈谈“民主社会主义”问题。

包括谢韬在内,党内有些人想使中国走上北欧一些国家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是把“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当作一个词来使用的。)他们觉得这是中共容易接受的改革方案:“社会主义道路”没变,共产党领导没变,只是加点“民主”,当权者阻力会小一些吧?

这种建议,用心良苦,其实没用。

第一,社会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用公有制来代替。消灭不平等才能避免有产者剥削无产者。

第二,社会主义认为商品生产必然因竞争而产生无政府状态,必须用计划经济来取代。

谁来占有生产资料呢?社会。谁来制定计划呢?社会。所以这种思潮叫作“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呢?那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按照社会主义蓝图把整个社会建成一架大机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劳动者,都是它的部件和螺丝钉,都必须严格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和工作。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的也是这种原教旨社会主义。

恩格斯晚年曾经提出“和平过渡”的问题:利用民主制度,通过议会道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但那只是无产阶级不必使用暴力就能把争权夺到自己手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接下来自然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 这不还是经典的社会主义吗?

但是现在一些北欧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早就和经典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现在这些国家都是属于自由民主世界,经济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经济生活都在真正的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只是在社会政策上,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较为偏重“劫富济贫”罢了(高税收,高福利)。但这种政策得有个限度:至少使投资者有平均利润可赚。过了这个底线,资金就拔脚走路,不在你这里挨宰了。那结果是任何执政者都受不了的,因为选民不答应:那就意味着企业倒闭或转移,工人失业,社会不稳,财政告急,政治危机就来了。

也正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完全是在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内,所以和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两条路上跑的车。硬把它们捏在一起,只是为了给共产党搭个台阶,让它从一党专政的楼上体面地下来而已。然而这种愿望乃是与虎谋皮。如果掌权者没到走投无路的时候,绝不会对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说感兴趣的。

李洪林画像
李洪林画像 via:端传媒

中国向何处去 ?

现在再谈第三个问题:中国发展模式向何处去?

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算起,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如今已经走了102年了,现在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起点。政治生活、思想生活甚至还不如辛亥革命以前,那时还有民办报纸,民营书局,老百姓可以出书,可以办报。现在呢?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根本没有一家独立的民间媒体。改革开放之初,曾准备制定新闻出版法来保护新闻出版自由,却被陈云制止了。他指出:国民党统治时,有新闻法。我们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不要立这个法。免得人家钻空子。没有新闻法,我们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果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辖区内,所有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网络,全都捏在官员手中,真正是“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这不是比辛亥革命之前都不如吗?

总的来说,这一百年来中国的命运也是够倒霉的,共和之路曲折坎坷。辛亥革命以后就是军阀混战,再之后是国共内战,中间插了一个八年抗战,抗战胜利之后,又继续打内战。

辛亥革命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他当时正在海外打工呢,听说辛亥革命爆发,他才赶紧回国。辛亥革命能推翻清朝,主要在于袁世凯和清廷决裂,因为当时的新军没有多大力量,袁世凯如果不和清廷决裂,武昌起义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孙中山后来虽然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整个国家的统治机器还在北京,实力还在袁世凯那里。袁世凯这个人当然是很狡猾了,他把清廷搞掉以后权力拿到自己手里,最后孙中山不得不妥协,让袁世凯当了总统,后来还闹出个复辟帝制的丑剧。所以共和之路是非常坎坷,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华民国已经在世界的东方站起来了。

俄国输出革命,中国有了两条道路:共和之路,共产之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一手操控之下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很清楚,只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里是站不住脚的,必须马上发动世界革命,只有把各国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才无暇干涉俄国革命,后来成立共产国际,专门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看到孙中山有全国性的威信,又有武装力量,就决定支持他,当然条件是他必须和共产党合作。这就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由来。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北京,但国内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互相混战,全国并不统一。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一个大元帅府(后来改名国民政府),其实也是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苏俄支持他,也和英国、日本支持某个军阀一样,都是为将来控制中国下赌注。所以孙中山在广州另立政府,包括他去世后蒋介石的北伐,武器都是苏联供给,也有俄国的军事顾问。中共力量起初很小,当时的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所以叫“容共”,不过共产党后来把它改成“联共”)。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力量不断壮大,双方一直有矛盾,北伐还没有胜利,半路上国共就分裂了。1927年蒋介石打到上海,突然发动 “四一二政变”,正式和共产党分家。共产党遭到此次突然袭击,牺牲很大,周恩来和贺龙搞南昌“八一起义”,也被打败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又在湖南发动农民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毛泽东先和占山为王的王佐袁文才合作,站住脚以后又杀了他们,共产党这才有了自己武装割据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国民党实行“清党”以后,自己单独北伐成功,1928年统一了中国,正式定都南京,得到国际承认,这才成为中华民国真正的中央政府。

辛亥革命后,中国已经走上“共和之路”,即欧美先进国家已经走的自由民主之路。至于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只是社会转型初期的一时混乱,最后总是会统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特别是苏俄在中国建立起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就有两条道路了,一条是原来走的“共和之路”:建立宪政民主,发展资本主义。国民党走的就是这条路,它北伐成功以后,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把这条道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军政,第二阶段训政,第三阶段宪政。训政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根据,他倒是不掩饰,明明白白说我要一党专政,训政几年准备宪法,开展各方面的建设,然后还政于民,实现宪政。这条“共和之路”也就是人类共同走过来的自由民主宪政之路,或者说资本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中国,经过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日,又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终于经过蒋经国的手,在台湾实现了。

张学良从绝路上挽救了共产党

另一条路是共产党走的“共产之路”,用毛泽东的话,就是 “俄国人的路”,也就是后来说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党和国民党分裂之后,已经在江西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共产党在蒋介石的围剿之下打败了,只好突围逃往西北。当他们逃到陕北的时候,有一个有利条件,高岗、刘志丹原来在陕北有一小块根据地,可供中共中央落脚。还有一个更有利的条件是张学良的帮助。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以后,张学良的部队撤退到山海关里面。蒋介石把他调到西北去剿共,任命张为“剿匪”副总司令,但是张学良暗中却和共产党合作了。那时候共产党非常困难,全盛时的三十万红军,逃到陕北只剩下十分之一,不但疲惫不堪,而且饥寒交迫,寒冬来临,连棉衣都没有。面对数倍于己严阵以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匪”大军,其命运可想而知。即使能够侥幸突围,也很难在逃入苏联之前,不葬身于千里黄沙。 幸亏这时奇迹出现了:张学良不但不去“剿匪”,而且送来棉衣和粮食,这才使共产党绝路逢生,在西北站住脚了。而且张学良接着在1936年搞了个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作为中华民国的军人,武装劫持了国家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之所以没有被害,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是斯大林为了免于腹背受敌,指示中共切勿杀蒋,而应逼蒋联共抗日,这才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原来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中,决定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即首先消灭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然后集中力量抗击日本侵略。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还真守信用,虽然在枪口的逼迫下答应抗日,但脱险之后并未反悔,果然改变原来的国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政策了。

辛亥革命后的百年,历经坎坷。其中张学良是改写这段历史的人物之一。1928年他率东北军民易帜,拥护国民政府,使北伐成功,中国实现统一。这是他的功劳。1931年,他沉醉于酒绿灯红,一枪不放,把东北送给日本人。这是他的罪过。1936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使中共不但免于灭亡,而且能通过抗日战争发展壮大,终于打败中华民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作为中华民国的军人,张学良犯了叛国罪。但他对共产党有救命之恩,因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有功,所以被誉为爱国。究竟是“爱国”还是“叛国”?立场不同,说法各异。他本人晚年恢复自由后定居美国,但始终不肯回故乡看看。据说他自称“有罪”,而且是“罪魁”,不知所指何事。

抗日战争是现代《三国演义》

八年抗日战争,表面上是中日双方作战,实际上是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三方共同上演的“三国演义”。共产党虽然“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把红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由中央政府发饷,但是双方互不信任。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场“三国演义”演得扑朔迷离,使人眼花缭乱。

在桌面上,双方都说自己是抗战主力。国民党说:共产党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共产党反驳说:日寇在华主力都是对着解放区的,共产党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抗击了伪军的95%。不过国民党拿出来的数字却具体得多:整个抗日战争,主力会战都是在国民党和日本之间进行的,其中大型会战二十二次,大型战役一千一百多次。八年血战,国民党阵亡将士共计三百八十多万。而共产党和日本人打的仗,称得上“大型战役”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一次是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之战。还有一个表明战斗惨烈程度的指标,是高级将领的阵亡人数:国民党在战场上牺牲了211名将军,而共产党牺牲的将军,只有左权一人。

其实真正的新《三国演义》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

毛泽东对此早有成竹在胸。他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确定了共产党总的战略目标:“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为此,他给中共规定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而且他还坦率地告诫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百团大战”当然不合乎毛泽东这种计谋,所以彭德怀才受到毛的严厉批评。)

国民党方面,其实也不傻,早就把事情看透了。国民政府西北绥靖公署的一位厅长谷正鼎,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在西安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显然,这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只能来自国民党高层。

可见双方彼此彼此,谁心里想什么,互相都了如指掌。就像下象棋一样,双方的棋子和路数,都在棋盘上明摆着,只是看谁走的更高明罢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更高明的是共产党。事情的发展,完全如毛泽东所安排的:让国民党在主战场和日本人拼命,共产党避实就虚,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积蓄力量,然后真刀真枪和国民党血战三年,终于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决定这场内战胜败的因素很复杂,根本原因还是人心向背。国民党失策很多,主要是独裁体制所导致的腐败,使它失去民心。而共产党高举“民主”旗帜猛烈抨击独裁的宣传攻势,实在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贤下士”,和对美国民主的高度赞扬,更使共产党赢得海内外中国人的欢迎。不过光靠政治宣传还不行,最终解决政权归属必须靠军事力量。使中共能在战场上取胜的决定性因素,是苏联的援助。中共常说,我是“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的。其实小米加步枪只能打游击。没有重武器怎么能打大仗?怎么能打败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

苏联在日本遭原子弹轰炸无法再战即将投降之际,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占领了中国东北。他们除了把日本人在东北的工业设备和物资全部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之外,还把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武器装备,再加上自己带来的一千门美制榴弹炮,全都交给共产党,使他们 “鸟枪换炮”,成为正规的野战军。并且训练他们怎么使用这些重型武器打攻坚战和阵地战。这就使东北成为共产党打内战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地。有了这样一个和苏联接壤的巨大基地,有了当时最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野战军,再加上无孔不入的的秘密工作已经渗透到国民党的腹心,对它的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这就使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的较量中,已经处于明显优势,所以这场空前惨烈的内战结局,也就注定了。

有人评价毛泽东“建国有功”。这个“国”指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毛泽东为夺取全国政权使用了什么手段,也不管他所建的这个“国”是不是“人民”的“共和国”,历史事实是:能打败国民党,建立起现在的政权,确实和“手段高明”的毛泽东分不开。他不但利用国军和日军“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而且在日本投降后,用“自由民主”的许诺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吸引过来,所以夺得了全国政权。

有一句成语:“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政治上和军事上致胜的手段,常常经不起道德的检验。“兵不厌诈”才能获胜。宋襄公讲仁义,不打半渡之敌,结果大败而归。项羽在鸿门宴上,未能即席翻脸杀掉刘邦,最后使自己自刎乌江。但是另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意思是胜利者总能把自己写成英雄。不过这句话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是:胜利者掌权后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历史,去谱写自己的历史。唐太宗杀兄逼父夺得帝位,但他掌权后,谱写了我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贞观之治。一千多年过去了,后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常有争议和变化,但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还没有人说过二话。然而目空一切的毛泽东却嫌唐太宗 “稍逊风骚”。

毛泽东当然比唐太宗“风骚”多了,全国有几十所行宫供他巡幸,种种“风骚”,岂是唐太宗所能比得?但是当毛泽东用他的“风骚”谱写自己的历史时,就把中国人害苦了。他一进北京就上中南海当起现代皇帝,原来在延安所许下的“民主”诺言,全都变成空头支票,通通作废了。得意之余,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还嫌秦始皇杀人太少,只杀460个儒生,他一杀就是多少万!

如果毛泽东天良未泯,夺权以后信守诺言,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能学学华盛顿,那么,不但当代的中国人不至于经受那么多炼狱般的煎熬,而且毛泽东自己,不论他在道德人品方面有多少瑕疵,都不会动摇他开国领袖的地位和尊荣。(华盛顿领导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但拒绝当皇帝,而且只当两任总统,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庄园当老百姓去了。)可惜权力腐蚀人的规律使毛泽东成为祸国殃民的暴君。尽管他的画像至今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但总有一天,吴祖光的遗愿一定会实现。因为庄严的天安门和供人游憩的广场,是北京的心脏,应当干干净净,容不得任何污染。

有一位笑蜀先生,前几年特地把中共为夺权所开出的“民主”支票搜集起来,出了一本书,取名《历史的先声》。因为里面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喉舌 ”的社论,理应受到当局嘉许。谁知刚好相反,此书刚一出版,立刻遭到查禁。于是人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人害怕历史真相,为什么要抹杀人们的记忆,弄得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是什么。

毛泽东食言而肥,社会主义提前降临

自从共产国际派人来组建中国支部以后,中共就把苏联当作“祖国”,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共终于在苏联的强力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当然更要“以俄为师”了。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就正式升为中国的国策,“向苏联学习”也就变成最时髦的口号风行一时了。

本来很多人对共产党掌权后要不要“共产”就有疑虑。所以毛泽东很早就给他们吃“定心丸”,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独裁,只是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还在“很远的将来”。

然而此时整个中国已经被毛泽东装入瓮中,他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1956年他一高兴,顺手掀起一个 “社会主义高潮”,装在瓮里的中国人就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8年毛泽东再次心血来潮,又打起 “三面红旗”,率领中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天堂”了。

从世界范围来说,二十世纪后半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为社会主义这种高度集权的制度垄断了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它必然窒息整个社会每个细胞的活力。所以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败给“资本主义道路”了。我给这两条道路都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不大赞成这种名字。不过现在人们还没有发明更准确的新名词来替代它们,只好先这么使用吧。

其实人类社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没有谁先画个图纸,起个名字,然后按图施工建造起来。那些“什么社会”“什么社会”,都是自然形成之后,后人给它起的名字。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党在“旧社会”的“废墟”上,按照自己画的图纸建造起来的。可是二十世纪的实践结果证明:这条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道路,恰恰是走向地狱的绝路。所以包括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在内,走这条道路的人民都把它抛弃了。

中共最早开始改革,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中国人抛弃这条道路还是最早的,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把中国弄到地狱的大门口,不回头不行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邓胡赵体制”的领导下走的改革开放之路,就是从那条走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折回来,重新走上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当政者又没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而是把它说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并且信誓旦旦:“决不走西方的邪路”。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恰恰是人类文明的正路。事实上欧美那些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实践走到今天,都是自发地沿着人类文明本身的自然规律,并没有哪个“马克思”或“牛克思”教导他们按照“什么主义”去建设一个“什么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推演出来的“社会主义”叫作“科学”,而把别人的社会主义叫作“空想”,其实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空想。它完全违反人性,背离文明大道,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最为深重。据欧洲委员会统计,按照这种空想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死于暴政的人达一亿以上,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拿中国大陆来说,在这条通往“天堂”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有四千多万人进入地狱了。(这是几乎无法统计的数字。光是在“三面红旗”下面饿死的人就是三千多万。至于其他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不过取其最小值而已。)到底哪条路是正路呢?

应该为“两条道路”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应该为“两条道路”正名了。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裁判,并且先验地断定前者“坏”,后者“好”,前者“恶”,后者“善”,这种武断的结论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信奉这种主义的政党掌权后才大行于世的。

事实上,资本主义才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以后,经过渔猎、农耕和工商业文明的实践,所创造的最为人性化、最能发挥人的创造力并且最具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制度,现在人类正沿着这条道路进入信息社会。

而“社会主义道路”却背离了人类文明大道,特别是“社会主义祖国”原苏联的解密档案,更从地狱深处揭露出这个制度的邪恶和可怕。现在这些解密档案已经成为全世界文明国度人所共知的反面材料,这就杜绝了它卷土重来的可能。俄罗斯还在中学教科书里把苏共编造的弥天大谎彻底揭穿,使青少年都能知道十月革命对俄国和人类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使俄罗斯人民永远牢记:决不能再走这条通往地狱的社会主义道路了。然而奇怪的是,从一开始就“走俄国人的路”的中国,至今还有人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当作福音,甚至为苏共和苏联“亡党亡国”而痛哭流涕。这种怪事实在令人不解。其实现在生活在宪政民主和自由经济阳光下的俄国人民,包括重建的俄国共产党在内,没有谁还对逝去的共产暴政存有丝毫留恋。如果他们听说中国居然有人为他们摆脱社会主义而惋惜,恐怕要笑掉大牙了。

“大国崛起”的两条道路

中国现在正沉醉于“大国崛起”,“崛起”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辛亥革命已经开始走上的“共和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泽东生前一直走的“俄国人的路”即“社会主义道路”。“俄国人的路”由于垄断举国资源,也能迅速实现“大国崛起”,像当年苏联一样,在军事上足以和美国争霸,但结果都是给本国和世界人民造成灾难。这几年中国实际上正处于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当中。“胡赵新政”是把中国从社会主义的绝路拉回来,往人类共同的文明大道上走,但被共产党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扼杀了,这次扼杀的转折点就是“六四”。“六四”以后中国就沿着“邓小平路线”即“坚持一党专政,利用市场经济”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人把这种“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叫作“权贵资本主义”,其实真正的资本主义恰恰容不得“权”和“贵”,他们早把权力装进笼子里,由人民用宪法管制起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而社会主义,则是极权统治者以“社会”的名义对全社会的“人”和“物”实行垄断。如今的中国,正在这条道路上走着,然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几十年一党专制绝对权力的统治,已经使中国共产党遭到极其严重的腐蚀,整个机体都陷于可怕的腐化当中。更可怕的是:由于党已把整个社会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而维系这种关系的精神链条已经断了(在民众心中已失去信任),所以只能靠一个“利”和一个“力”来“维稳”。“利”的方面,由于与民争利,弄得民怨四起,只有加大镇压的暴力,于是更加失去民心。这种恶性循环,乃是自己在制造危机。

现在当局特别强调“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其实是从侧面反映了这个党对马克思主义,对一党专政制度的合法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失去自信。其所以失去自信,也不是什么思想不坚定,而是客观上这条邓小平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就像1976年毛泽东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一样,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集中表现为官民矛盾的各种深层矛盾正在接近临界点,虽然表面上一片莺歌燕舞,但领导层应该是一清二楚。据说当今中共领导核心也很坦率地承认面临统治危机,如果这是真的,确实值得肯定,因为这是主动改革的前提。相反,如果对已经到来的统治危机一方面茫然无知,一方面又充满“自信”,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作为一个六十多年前入党的党员,面对这个失去群众信任的党,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年我从国民党特务眼皮子底下脱身奔赴延安,在徒步千里之后,最后一站九十里路,走得特别快,虽然冬季白天很短,但太阳还没落山就到延安了。为此我专门写有一首诗:

朝发甘谷驿,暮见宝塔山。
辗转三千里,毕竟到延安。

回想当年踏上延安土地是个什么心情,今天又是什么心情?但是不管怎样,作为理论工作者,我应当本着良知讲出真话,而不是去琢磨谁爱听谁不爱听。

落实宪法,最现实的改革切入点

我认为政治制度非改不可。一个党没有理由永远垄断国家的权力,不改革一党专政,迟早会酿成动乱。但我反对推倒重来,那将给整个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震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需要的改革是使整个社会生活平稳有序地转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习近平所许诺的“落实宪法”,这是最现实的一条路,是最佳的改革切入点。

落实宪法,首先应该落实宪法第35条,兑现言论自由,出版(包括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这就是最现实的改革,也是最容易的改革。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不需要党和政府去“做”什么,而是需要党和政府的“不作为”。“社会主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管,光为控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就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连小两口要想生个孩子,都必须提前上公安局去申请“准生证”!由于管的太多太滥,又凭空制造出许多新的矛盾和冤案,有了冤案就有“上访”,为了拦截和遣返“访民”,又要增加好多警察和便衣。用民间风凉话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现在国家预算里对付老百姓的“维稳”经费,居然超过了国防经费,就说明当局管得太多了。想靠“加强管理”来“维稳”只能恶性循环,越维越不稳。其实“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只要把手松开,落实宪法,不该管的不要自找麻烦,想开一点,还社会以自由,政府只消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就行了。

当然,兑现第35条,只是真正改革的开始,还有党政分开以及真正实行普选这些大事要做,不过这些事比较复杂,要有序地一步一步去做。但只要第35条落实了,中国这艘巨轮就驶入人类普世文明的航道了。这是一场真正革命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告别几千年的专制,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共和。

能否和平转型,关键在领导

但事情最终取决于改革和反改革两种政治倾向的力量对比,其中关键是中共领导班子的倾向,因为在一党专政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只有中央主动改革,才能和平转型。如果中央不想改革,下面就是想改也没法改,因为谁也没有这个权力。这样下去,那就只好听任矛盾积累到“临界点”,最后来个总爆发:或是酿成动乱,或是引起革命。把政治危机拖到总爆发的程度,责任当然在领导。但是,尽管事后能追究领导人的责任,整个社会也都要为它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以说,这种后果,凡是头脑健全的人都不愿意看到。

指出和平转型的关键在领导,并非祈求谁来恩赐。自由民主都是争来的,没有谁发善心给你恩赐。因为“政治”追求的是权力,计较的是得失,成败所依靠的是智慧和力量。至于是非善恶,热心于权力的政治家,多半没有功夫去考虑。我所谈的这些看法,并无感情色彩,只是把中国现状作为理论研究的客观对象,冷静分析之后,从是否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作出判断。并不牵涉对政治人物的历史表现和道德操守的评价。政治最讲现实,因为,不论纲领也好,路线也好,方针也好,政策也好,只能从已经存在的现实出发。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历史已经来到非改不可的转折点,而现在中国的掌权者是中共。党内外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和它分庭抗礼。在这种条件下,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掌权者,为了避免危机突然爆发使社会陷入动乱,最好的选择就是掌权者主动改革。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指的就是那种识大局,辨潮流,能够不失时机,顺水推舟,成就大业的人物。至于他们的道德操守,以及过去的行迹如何如何,在政治人物身上,是不占多大比重的,换句话说就是:重在现实表现。

我的话说了不少,概括起来也很简单: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除去人种和民族的特色,其实只有一条路。世界各国的近代史都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和这个历史过程相应的,是人的解放,即从人身依附到人权的确立: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的主体是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最高价值就是自由。矗立在美国哈德逊湾的自由女神,就是自由的象征。她吸引着全世界渴望自由的人们,温暖着他们的心。正因为资本主义崇尚自由,充分解放了人的天才和潜力,才创造出空前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至于曾经吸引过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道路”,它垄断一切,钳制思想,扼杀生机,乃是背离人类文明大道的邪路,根本走不通。中共还是最早觉悟的,所以1979年就开始改革,但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放弃社会主义,尤其舍不得一党专政,所以半路上又停下来了。习近平上任时宣布,要“落实宪法”,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闯改革的“深水区”。如果真能兑现的话,中国通过和平转型回到人类文明共同大道的日子,也就不会远了。

不过,中国的政治很难预测,客观上虽然已经来到一个历史转折点,而且有可能和平转上这条阳关道,但是掌权者究竟如何选择,局外人是看不透的。

理论所呈现的都是把丰富多彩的现象剥去之后所留下的本质,用语言或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是少量概念和干巴巴的几句话,不但没有什么修饰和润滑,而且相当生硬甚至难听。不过作为一介书生,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金,也只能把话说到这里,谁爱听谁不爱听,我都不介意。至于局势究竟怎样发展,那就不是我的愿望所能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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