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中国新闻自由之路

@ 六月 10, 2016

【原文首发于“邹思聪的博客”,是钱钢2014年3月29日在香港城市大学“金尧如新闻自由奖”的新闻自由研讨会上的发言,由“邹思聪”整理。邹思聪曾撰文《雷洋离奇死亡,没有正确评论》。】

(编者注:钱钢,生于1953年8月11日,浙江省杭州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及记者,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他于1969年入伍后,在上海警备区部队任文化干事,亦曾担任《解放军报》记者。自1979年成为职业记者后,曾任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他曾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6年毕业后,他任《解放军报》记者,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1998年至2001年间,于《南方周末》任常务副主编。)

大家下午好,我相信,我说的普通话,在座的同学们一定能听懂的。我说得快一点行不行?(众:行)。因为时间原因,今天的讲话我还是把它写成了一个稿子,比较快的来说。

已经过去了25年。当时,我是北京《解放军报》的记者,也卷入了这个事件,4月份,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因为发表了悼念胡耀邦的比较大胆的言论,其中也有刘锐绍先生参加的,所以呢,被江撤销了职务。

我当时心里非常的纠结,新闻界的朋友都在支援,支持他。但是我是一个军人,奉行军人不得干政,但是我又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对钦老总充满了敬意,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一份私人的电报给他。我就在北京的邮局给钦老总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历史的荣誉当之无愧的属于你中国新闻自由的先驱钦本立”,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和我的解放军报的同事一起,到广场去看望,当然,我们没有敢穿军装。

这两件事情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之后,北京,党政军都进行了清查,我在清查中,被撤销了我的职务,然后,也离开了解放军。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我们尊敬的李子诵老先生,因为香港《文汇报》和《解放军报》合作出版了我的一名记者在大兴安岭火灾拍摄的图片集,而那个时候,程翔先生,刘锐绍先生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刘锐绍先生,我们今天称他夫子,他开着一个破旧的汽车,在北京四处奔波采访,然后回到北京饭店,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房间里,写稿子发传真,我当时非常的钦佩,回去以后给《解放军报》,我的同事,说,“我们都要向锐绍学习,学他做一个职业的新闻人。”

哎,眨眼间25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争取新闻自由的道路上,又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主持者让我谈一谈这25年的历程,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有太多的坎坷,又有太多的变化,我是不是可以用十分简略的方法,勾勒一幅历史的图像呢?

图片自网络钱刚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与内地争取新闻自由密切相关的有五个角色。分别是政治权力,新闻媒体,市场经济,资讯科技,公民社会。我把它们简化为权力、媒体、市场、科技和公民。围绕新闻自由,这五个角色在交叉、博弈,斗争。

邓小平时代,这五个角色只有两个,就是权力和媒体。在江时期,增加到三个,变成了权力、媒体和市场。到了胡的时代,又增加了科技和公民。于是这五个全部登场。

我们都知道,在毛的时代,权力吃掉了媒体,千报一面,众台一腔,媒体成为专制者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专业意识,自主意识复苏了。80年代,政治改革的热潮中,新闻改革一度是很活跃的。那时的媒体,几乎全部都是党的媒体。权力,严密地控制媒体。媒体,要争取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力,要逼迫媒体讲假话。而媒体,要努力地讲真话。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博弈和斗争。1989年,媒体人就喊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

请注意,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媒体的民营化,只是尝试。虽然也刚刚开始,比如,北京的经济学周报,但是,仅仅是微弱的萌芽。商业化的媒体也开始出现了,如街头的一些小报,但是,远远不是真正的媒体的市场。

那么,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用暮年的最后一搏(注:“谁不改革谁下台”)换来的。92南巡以后,一度出现了媒体与市场的蜜月期。很多争取新闻自由的新闻人呢,正是抓住了那个难得的机会,迅速的发展。我所服务过的,《南方周末》报,还有《财经》杂志,都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

权力、媒体,这个二维结构,到这时,变成了权力、媒体、市场的三维图像。我们今天在座的李金铨教授,他有一篇论文,《中港台传媒与民主改革的交光互影》曾对内地的经济自由、自由化与政治控制做过非常深刻的分析。

而江的名言,除了刚才锐绍所说的,“谁出钱谁是老板,谁是老板要听谁的话”,他还说过另一句名言——“闷声发大财”(众笑)。这个话可以作为当时中共新闻政策的生动的注脚,那时候的政治权力对媒体与市场的结盟,态度是暧昧的。他们当然要媒体乖乖地听话,但是,也需要媒体为他们挣钱。

江时期,权贵资本主义迅猛的发展,那么新闻自由的追求者们,他们使用市场化的武器,与政治权力抗衡,也发现,权力和市场日益紧密的拥抱,权力需要市场,市场恐惧权力,资本有时候更愿意听命于权力,甚至不惜与权力联手控制媒体,压制媒体。

在江执政的后半期,一个幽灵飘海而来,那就是互联网。谢谢江主席,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令执政者惶恐的、巨大的怪物。他那时对发展互联网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虽然没有像马来西亚的首相马哈蒂尔那样,早早的宣布,“不对互联网进行审查”。不过,互联网的魔力要到胡时期才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你们知道胡上任的时候,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SARS。我们回忆一下,SARS的时候,我们有苹果手机吗?我们有微博、微信、Twitter、Facebook吗?没有。人们在广州,疯传疫情,靠的是电话,短信。不过,胡2002年秋天上任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很活跃了。门户网站,聊天室,新闻跟帖,是那个时候网民们的主要平台。在胡的第一个任期,也就是2002年到2007年,博客来了,blog来了。公民记者出现了。

许多的突发事件,通过网络被报道。许多的腐败官员,遭到了所谓的人肉搜索,被网民揭露。网络上众生喧哗,各种意见经由大众麦克风表达。有这个说法,就是“互联网使官员闻风丧胆”。

在胡的第二个任期,2007到2012年,微博来了,微信来了,在座的年轻朋友,一定有你们的微博,一定有你们的WeChat。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使用移动互联网终端,智能手机啊,平板电脑啊。从前,办报纸,办广播,拍电视,都需要很高的成本。现在,做新闻的门槛,都快不叫门槛了,门榄,对吧,越来越低了。自媒体的时代到来了,拍照片,拍视频,上传发布,都极其简单便利,这是颠覆啊,是挑战。既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资本权力的挑战。

而资讯科技最大的受益者,从长远看,我相信,一定是老百姓,是公民。胡当政的十年里面呢,中国的民间社会在发育,当然,这不是政府的恩赐。相反,民间社会是在重重阻挠下艰难生长的。公民运动与新媒体交相呼应,风起云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观。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看,权力、媒体、市场、科技、公民,这五个角色彼此的互动所带来的变化。大家都知道,资讯科技,冲击了报纸,杂志等传统的媒体,同时,又造就了无数新的媒体。在传媒市场上,互联网已成为主角。互联网的公司有若干的巨无霸,是境外上市公司,它的产权结构,已和党媒体、国家媒体的结构判然不同。资讯科技与传媒市场的紧密结合,已成为了不可小看的巨大的力量。

那么媒体呢?如果我们主要说的传统的媒体,那今天的日子真的是不好过。它又受到管制体系的严厉的压制,又面对互联网的无情的竞争。但是,一方面,在传统媒体中,依然有很多坚守良知,追求新闻自由的人士,另一方面,许多的报纸杂志的记者,他们已经转战互联网,在全新的竞技场上,大显身手了。用新的方式,在那里争取新闻自由。

而特别想说一下,公民。公民社会正成为变革的要素。维护自身的权益,捍卫公平正义,必然要求资讯公开,言者无罪。新闻自由不只是媒体人的权利,更是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看到,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领袖,他们本身就是互联网上的活跃分子。

毋庸讳言,大家都知道,互联网上真假参半,鱼龙混杂,在这个道德沉沦的粗鄙的年代,无良媒体和无良报道的存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公民社会,正是媒体最好的监督者。它有可能促进媒体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承担责任。争取新闻自由的内地传媒人,也已越来越自觉地融入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建设。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媒体人,和追求知情权,表达权和话语权的普通公民们一起,使用互联网,冲破报道的禁区和言论的限制,有时取得了进展,有时受到更严厉的报复和打击。

内地的舆论管制者,今天已经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挑战。事件以来的25年,市场,科技,公民,从三个方向崛起了,迫使政治权力不得不改变旧有的传媒管制套路。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呢,是动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的力量,对传媒市场,资讯科技进行利用和控制,对民间社会进行打压。

他们认为,有钱买得到所有的东西。有钱,买得到物,也买得到人。那么,他们要让市场和科技都为党所用,做大做强党的报刊,党的网站,党的传媒集团,对互联网上他们所说的,他们不喜欢的噪音杂音——就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问责,甚至是那些对他们不满的言论,则随时的进行打击和整肃。2013年,在舆论斗争的口号下,内地互联网遭遇严冬。微博元气大伤,至今都没有恢复。

中国新闻自由的出路何在呢?我想,与其纠缠于乐观还是悲观,希望还是绝望之类空洞的问题,不如用行动去参与那些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变化。

这个变化也包括政治权力的变化,无论政治权力的变化是社会压力的逼迫使然、压力下的变化,或者是内部的斗争、权争、权力的斗争引发,还是他们自觉地变革,用内地词典里的话来说,叫做政改、政治体制改革,更重要的变化是,来自市场、科技、公民所汇成的这种奔腾的活水。

2014年已经不是1989年。设想,如果25年前,就有互联网,如果那时有Twitter,有Facebook,有微博、微信,如果那时候就有这么多已经越来越成熟的中国公民,和这么多已经开始成长起来的公民组织,会不会有另一种局面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相信,未来可以创造。

25年争取新闻自由的道路,曲曲弯弯。坦白的说,相比25年前,我们没有走出多远。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见过一些令我难忘的媒体人,和网络的写作者。他们的博客被“和谐”,也就是被屏蔽、被封杀;他们的出境受到限制,比如我在香港大学要请人来开会,可能事到临头,他们在机场被堵截,在海关被堵截,不能来开会;甚至有的朋友,有的媒体人,还被传唤,被拘捕…我见到的是这些人。照理说,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怨天、尤人,愤怒、抱怨,但我看到的他们,他们真的是不喜欢悲情,不喜欢哀叹,更没有恐惧。

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努力,对自由,似乎是比我更有信心。我跟他们说,“各位,我老了。在我有生之年,我看不到中国的民主了。” 他们说,“不,钱老师,你不能这么说,你看得到。” 他们比我还要更有信心,因为他们是行动者。

是的,争取新闻自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第35条真正的兑现,或许我们可以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做什么。

谢谢大家。

201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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