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送女儿去海外读中学

@ 六月 18, 2016

原文首发于2012年2月《经济观察报》,原标题《为什么远行》,作者“吴乃天”。编者注:本文写于2012年,虽时间已久,但对今天仍有意义。】

女儿已经去美国半个月了。回想作决定、办手续,直至踏上飞机以来这段激荡的时日,真有似真似幻、如梦如烟之感。

临行前,女儿给数学、英语老师分别买了谭木匠梳子,还特别给数学老师写了一张纸条,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字,大意是老师非常辛苦,不到四十但白发已经很多,所以请老师一定要每天用这把梳子梳头。

对于已经不再教她的英语老师,女儿同样恋恋不舍。特意让妈妈陪着,专门赶到老校区,当面将梳子交给老师。

当然,少不了流眼泪。临行前的一个月,女儿曾经拒绝在接近学校周围一带活动,原因是怕自己太难过。

其实,不只是这两个老师,对自己的班主任、其他任课老师,还有同学,女儿都有很深的感情。

女儿如此重感情,让我们感到欣慰,同时也让我们感慨和困惑。因为签证之前,我曾两次问她:“后悔没有?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也曾多次恐吓她,出去之后,会很想家,抓心挠肝地想。然而每次,她都干脆地回答:“没有!”

为什么这样不舍得自己的老师、学校,却又如此决绝地离开自己的学校,远赴异国他乡?直到现在,我们也并未完全理解女儿自己的想法。

然而,15岁的女儿已经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日渐汹涌的小留学生潮中。

中考梦魇

中考。对中考的恐惧与压力,是让女儿义无反顾地踏上异国求学路的第一推动力。

尽管在一所市重点中学就读,但是,进入初三以来,压力与紧张感已经弥漫得让人恐惧。一些家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进入“战时状态”。各种补习学校的生意日见红火起来。

在给女儿的临别赠言中,一位在全年级排名二三十左右 (如果中考正常发挥,可以稳进本校)的同学写道:很嫉妒你,不用中考了。这个名次的学生尚有如此紧张感,可以想见其他人。

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另一所市内顶尖重点中学上初二,且成绩名列前茅,现在,每天晚上12点才能上床睡觉,但老师还在提醒:你们要珍惜现在这段轻松的时光,下学期就该辛苦了!这女孩说,她班上成绩也呱呱叫的同学,成绩大都是时间与金钱堆出来的,有同学仅数学一科,就报了3个课外辅导班!

记得是签证下来后的第三天,女儿一边洗内衣,一边对我们说,终于可以轻松地洗衣服了,以前洗的时候,总是想着赶紧洗完,好去做练习题。这话以前女儿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我们只知道,以上了初三为分水岭,女儿最大的变化是,此前得不时叮她多做习题,而此后,却得不时拉着她出去锻炼身体,而这样做的时候,每每面对的是女儿九头牛都拉不动的背影。

中考正在成为中国家长与孩子们的集体梦魇。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学生不分高下,许多家庭的快乐与否、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好坏,很大程度上系于中考。女儿说,班上的同学普遍有头皮屑、白头发,都因为“亚历山大”(压力山大)!

一个以平等相号召而获得拥戴的体制,随着时间的流逝,竟演变到热衷于将还在成长中的孩子体制性地划分为三六九等。从小学到中学,红领巾,团员,三好学生,实验班,重点校,制造差别,让大部分人产生挫折感,觉得自己是差的,是这个教育体制不厌其烦的游戏。这个游戏,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位同事的孩子,刚刚3岁,要进距家门口只有二百米不到的幼儿园,竟然需要考试,考试的结果,是不合格,3岁的小孩子,就荒诞地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败。

从小到大,女儿为戴红领巾、为入团的批次都掉过泪。小孩子很难抗拒来自老师、学校的评价,在他们眼中,老师的权威比家长大得多。其实,孩子与孩子之间,一般而言能有多少差别?为什么要强做分别?

我对这些制造差别的把戏一向感到厌恶。在我看来,一些美其名曰奖励孩子上进的手段,不过是利用人性的恐惧心理而实施控制而已,是一种与集权主义同构的模式。人们的恐惧心理,是这个世界上操弄控制术的人最愿意使用也最有效的工具。记得荷兰一部电影中,一个商人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好卖?恐惧。人们买美容品,是因为恐惧衰老;买电视,是恐惧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少。所以世界上最好卖的是恐惧。

中考之所以有如此神力,让普天下的家长与孩子们欲罢不能,深层原因也无非是恐惧而已——恐惧在人为的等级序列中落在下层。无论你对此多么厌烦,但游戏规则如此,只要你在这里,舞鞋是脱不掉的。只有出去,才能打破魔咒。

幸运的是,女儿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去学校办手续那天,班主任对我们说:早点出去好,少受点儿摧残!

配图
(图片来自网络)

远离溃败

作为家长,让孩子远离压抑学习兴趣、评价尺度单一的教育环境,是促使我们让孩子出国读书的直接动因。

作为教育的消费者,我对长久以来享受着质次价高的教育服务而深感不满。从幼儿园到小学,女儿都在家门口就近入园、就读,但无例外的都要交赞助费。以小学而论,除了两万元的赞助费外,每学期的学费、课本费、学杂费、住宿费、补习费(我们离家近,不想住宿,但也得交,因为学校中午不开门,学生不得离校),还有一些说不清的管理费,样样不少。所谓义务教育,完全名不符实。正像人们说的那样,义务,义务,不过是家长的义务而已。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么不便宜的教育,培养的不过是考试的机器。从我们对女儿从小学到初中的观察,深感今日教育已经丧失了教育应有的丰富、美感及人性。在这个教育逻辑下,教育的目标,不是为社会培养具有创造性、合作精神以及丰富心灵的人,当然更不培养公民,它所要的,不过是优秀的考试机器而已。教育被简化为一场冲向终点的漫长的单调赛事。

班主任不愿意与家长们沟通,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办公室电话不容易找到老师,打手机极少接听,去短信也难得回一次,多年来都是如此。这么被怠慢的消费者,恐怕在任何消费领域都难得一见吧。

与班主任最近距离也最难忘的一次沟通是在初一。有一天女儿告诉我们,班主任让家长去学校找老师,如果下个礼拜一之前不去,就要学年通报批评了!

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原来是,班主任在课堂上批评了女儿在班上最好的朋友,朋友哭了,与之隔一个座位的女儿见状,丢过去一袋纸巾,让朋友擦拭眼泪。老师大为光火,当即停止授课,批评女儿“破坏课堂秩序,造成安全隐患”,并责令女儿写检讨。

检讨书写了几次,在班主任那里都通不过,因为“认识不深刻”。在最后通牒到来前,压力很大的女儿才将事情告诉了我们,我闻讯后即去学校与老师沟通。

事实上这是一次对女儿的当堂讯问。见面后,老师当着我的面问女儿:你还认识不到你的问题的性质吗?你还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带来安全隐患吗?

当时那一幕极富喜剧性,至今我记忆犹新。但见女儿眨巴着眼睛,努力地想着能让老师满意的答案。她说,也许…纸巾碰到同学的眼睛的话,会有安全隐患吧。见此一幕,我当时差点儿就笑出声了。让如此小的女孩,为自己出于同情心之举,上纲上线地找原因,挖性质,唾面自干,与“很斗私自一闪念”不如出一辙吗?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伟大首都的一所重点校吗?那些陈旧的话语与思维,一时间真令人有时光倒流之感。

也许是我太悲观了,一段时间以来,总是将自己对当下教育的种种不满,放置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去理解。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的是一幅溃败的图景。这幅图景是由地沟油、毒奶粉、苏丹红、校车事故、日益恶化的空气质量、动辄过亿的腐败金额、不时出现的官员雷人语言等构成的。从根本上说,地沟油,恶劣空气,是我们送走孩子的最大动力。“杨绛在北京,不已经活到了一百岁吗?”爱读杨绛书的女儿如此质疑我们的担心。是呀,北京长寿老人还有很多呐,我们何必如惊弓之鸟?有时候我们也这样劝解自己。可是,一旦有能逃离的机会,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让女儿走掉。有机会的话,谁不想暂时跳到一列安全系数更大的车上?尽管有教育达人把美国教育说得一塌糊涂,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步伐。

此外,寡廉鲜耻的社会风气、贪得无厌的腐败,不可言说的基尼系数,以及这一切给未来带来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当下人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无力感、无助感,都强烈地强化着这个社会的离心力,也坚定着如我们一样的父母的决心。

我们这个国家,有太多需要用钱的地方,可是,现实是,一方面有人嗷嗷待哺,一方面有人穷奢极侈,这种两极景象,醒目而夸张地并存着。一位外地同学,不过一个科长之尊,就能在北京房价最高点时全款买房。平时更是飞来飞去,有时就是为了来北京喝一顿酒,也要飞过来。前年年底,我亲耳听一位国企老总在吃饭时说,从11月初到年底,他必须把九千万花掉,否则明年预算就会减少。

前些日子,有人把许多地方政府豪华壮观的办公大楼图片,集合起来晒到网上,看了令人揪心。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民辛苦创造出来的财富,就这么使用吗?这是一个多么自私而缺乏远见的体制啊!可悲的是,这样显失公平与合理性的事情,看不到解决的诚意。这太容易让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了,也离间着人们对制度的感情与认同。

女儿起码要在大洋彼岸读到大学毕业。八九年过后,她回到祖国的土地生活、工作时,我们希望,那时候不会再有地沟油、毒奶粉,空气也不再是杀人的武器。到那时,但愿:天蓝蓝,风甜甜,民有耻,吏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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