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权律师爸爸

@ 六月 2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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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 在出版新书(2732之2)之后又一次失联,他和 耿和 的女儿 耿格 在台湾接受了《報導者》的采访,以下是节选。文/陳彥廷 攝影/余志偉 】

6月14日,中國國務院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實施評估報告》,《新華社》宣稱,經過這3年推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正常宗教活動依法得到保護」、「中國人權事業又上了一個新台階」。

諷刺的是,就在同一天,正遭中共當局軟禁的維權律師、曾多次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高智晟,他的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酷刑下的維權律師》問世,書中詳細揭露高遭到中共多次綁架、監禁、酷刑虐待的遭遇。而高智晟逃亡美國的女兒耿格,代父出征,赴香港和台灣舉行記者會宣傳新書。

一種中國人權,各自表述。透過耿格的親身經歷,更顯得無比荒謬。

16日早晨,在旅館接受《報導者》專訪的耿格,憶起13歲到23歲這10年的人生,她多次禁不住掉淚說:「一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我的青春期是人生當中最黑暗的一段時期。」一襲素色上衣、未施粉脂、23歲的耿格,開門見山就為自己的生命故事下了註腳。

高智晟自1996年擔任執業律師後,設下「三分之一案件要為窮人弱勢免費打官司」的原則;2004年起,他開始為遭受政府迫害的弱勢者維權,包括強制拆遷戶、法輪功信徒⋯⋯等,此舉觸怒中共當局,開始軟硬兼施對他監控。有這樣一位維權爸爸,也讓耿格展開一段沒人能理解和想像的殘酷青春歲月。

最黑暗的青春期,無止盡的羞辱和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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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青春歲月有酸甜苦辣更有活力奔放,而耿格13歲起的歲月,是以無止盡的羞辱和難堪開展的。(攝影/余志偉)

2006年某天,才13歲上初中的耿格隨媽媽耿和上街剪頭髮,理髮店中突然闖入數十人將她們團團包圍,接著母女被押回家,「回家以後爸爸不在家了、家裡被警察搬空了,除了沙發、電視和床,家裡什麼都沒有了、財產也都沒了。」那是耿格印象中父親高智晟首次被綁架。從這天起,耿格的黑暗青春期正式拉開序幕。

除了家中湧入的10多名警察,樓下更擠滿上百名警察,耿格和媽媽被帶到不同房間,「他們對我說,『妳爸爸做了錯事情,妳能不能提供什麼證據啊?妳知不知道家裡的一些東西藏在哪?』我說不知道,他們就把我推開。」耿格回憶,那天起她和媽媽、弟弟高天昱遭嚴密監控、不能出門,連洗澡、上廁所都被看著,吃的是警察換班時帶來的剩飯。

數月後,耿格終於能回學校上學,但卻開啟她另一場噩夢。每天有7位警察如影隨形跟著她上學,為了更便於監控並減少她與同學接觸的機會,校方將耿格所在的大樓淨空,把多數學生集中到別棟大樓,而原有大樓裡只剩她所屬的班級;警察把所有的門,包括女廁門拆掉,不給她任何私密空間的可能;校方積極地配合警察,禁止全班與耿格說話,而午休時間,警察會將她帶到操場上毆打,並對圍觀學生說:「這孩子該打!她爸爸是政治犯,她死了都不足惜!」

用家人來威脅在黑牢裡的高智晟,用一對孩子的痛苦和受虐,讓一位父親心軟妥協,共產黨恐懼的治理,徹底將這一家人隔絕。

這些突來的劇變,讓從小被父母捧在手心的「格格」(耿格的小名)痛苦至極。她沒有朋友,恐怖的際遇逼著她過早成熟;被打時,她會瞞著母親真相,說身上的傷是「摔的」;當高智晟一度被放回家,心裡委屈的耿格向爸爸傾訴著:「爸爸,他們會在學校打我,但是,不疼的!」

別人的青春歲月有酸甜苦辣、更有活力奔放,而耿格從13歲起的歲月,是以無止盡的羞辱和難堪開展的。

無法忍受一對孩子這樣過活,高智晟夫妻密商,讓耿和帶著兒女偷渡出國。於是,3人在2009年逃離中國,離開了高智晟。

顛沛的逃亡之路,一個丸子也買不起

2009一個無預警的早晨,母親臨時帶姊弟兩人出遠門,高智晟走近耿格重重地抱了她一下,親了她一會兒,「我當時覺得,不會又要出什麼事了吧⋯⋯我猜到我們要離開了。」耿格哽咽談著與父親的離別,「那是我最後一面見他。」

耿和帶著孩子搭火車、公車、摩托車一路到雲南,再轉往緬甸、泰國。偷渡的過程,走私集團的蛇頭帶著才5歲的高天昱行動,耿和與耿格則另外搭摩托車,然而母女倆卻在緬泰邊境被緬甸民兵抓了。「他們把我們關起來,用槍指著我們,」耿格回憶著當時的恐怖場景,弟弟跟著人蛇不知去向,母女又被抓了,她的母親當下情緒崩潰,幾乎覺得活不下去了。

16歲的耿格不得不冷靜下來,她靈機一動,用英語對看守的士兵們大喊說,她們有非常多現金寄放在附近縣城親戚(指蛇頭)家。起了貪念的兩名士兵偷偷把母女兩人帶到蛇頭家,換走了一大袋現金,那數十萬人民幣其實是耿和打算讓一家人在國外生活的存款,如今用來換得一家三口團圓,以及順利進入泰國。

好不容易到了曼谷,母女三人躲在大巴士行李艙,此前跟隨蛇頭好幾天沒吃東西的弟弟看到車站附近有人賣牛肉丸,才對耿格說,「姊姊,我想吃一個丸子!」但耿格給不起,「我們一分錢也沒有,當時特別難過,我真的沒辦法滿足他的一個小願望,」回想起這過程,耿格淚流不止。

經常性的自殘,只想知道自己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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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逃離中國的過程,耿格淚流不止。(攝影/余志偉)

在美國官方協助下,耿和母女三人順利來到美國。但經濟壓力加上過去的所有際遇,馬上如夢魘般向耿格排山倒海襲來,「開始回顧之前發生的事情,發現所有事情都想不明白,就開始覺得很depressed(沮喪)、覺得⋯⋯清醒,太可怕了!」耿格說。於是她一直睡覺,睡不著就拿厚辭典砸頭,想砸暈自己。

「我一直不明白他們的底限在哪?為什麼有人壞得這麼沒底限?我覺得都已經壞到根裡去了!」從13歲開始,一直到16歲逃離至美國,到現在23歲了,很長一段時間,她不清楚為什麼自己會面臨這種遭遇?她經常性自殘,即便到了美國,她也曾割腕自殺。

「這是一種持續性的痛苦,持續性的痛苦妳就不太知道自己是不是還活著,有時候會覺得,可能這就是已經死了吧!怎麼會這麼痛苦?那時候在手上劃很多口子,只是想知道自己還活著。」

耿格曾試圖用火燒自己的臉,因此被送進精神病院,當她受不了醫院的壓抑環境,再假裝自己很健康,該笑的時候笑、該參加meeting就參加meeting,醫師讓她出院後,她又再嘗試自殺。

她曾在絕望下,吃了一整瓶抗抑鬱藥,當她躺在床上覺得心跳越來越慢,卻聽見弟弟在房門外的叫聲笑鬧聲,這又把她拉回真實世界,「我想一想,覺得我不能這麼自私⋯⋯我再這樣的話,那我不就是又逼死了媽媽、又逼死了我弟弟?我怎麼也要陪媽媽走到那一天,她跟我爸爸團圓的那一天。」於是她拿起電話,請朋友協助將她送醫。

如今耿格的生活終於步上常軌,靠著打工經濟獨立,獨自在外唸大學;而耿和則忙於照料高天昱,藉由擔任二房東以及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匯錢接濟維生。而2014年後,高智晟也從監獄被放出,至今仍遭軟禁在老家陝西榆林佳縣。

但多般折磨已讓23歲的耿格顯得過度老成,甚至自我武裝。

重新理解父親,相信父親的選擇

耿格一路以來的境遇,是肇因於她的維權律師父親。她坦言,過去有段時間對父親「非常非常不理解」。

她曾追問她父親,「為什麼有的爸爸可以當家裡的一盞燈?就算你不亮也沒關係,你可以在家裡面只照亮我們一家人⋯⋯。」

高智晟對最疼愛的女兒格格說:「中國的那些窮人和農民,窮到骨子裡、窮到塵埃裡去,誰也不拿他們當個人,誰都可以踩他們,這種人不值得去關心一下嗎?」「我現在還不能當家裡的燈,但再給我幾年時間,我會回到家裡做那盞燈。」。

想把愛給更多人,不讓更多孩子像耿格一樣有相同遭遇,高智晟的抉擇令人敬佩,卻對自己和家人十分殘忍。

約半年多前,高智晟與耿格通了電話,告訴女兒自己在寫一本書,並說這本書出版後,「可能有段時間見不到爸爸」,他暗示已有再度被抓、甚至犧牲的心理準備,他安慰耿格,「不要難過,要好好生活,沒有什麼大事情。」

書稿自中國安全送出後,耿格花了兩天時間讀完。「看完很難過!很疼!」「我不覺得這是一個人應該去經歷的,也不覺得有誰可以走過這樣的一段路。」這是耿格第一次這麼詳細地了解父親的遭遇。耿格說,爸爸從小就經歷了最底層的貧窮生活,每天走十幾里山路上學、吃飯只有稀粥、從小帶著他弟弟採草藥賣錢,特別能夠同理那些最卑微的人,並不惜走上今天這條路。「他做這些事情的背後是有一個更大的意義在,所以疼痛過後還是覺得,他很偉大!」

現在,耿格對高智晟是既理解也支持,「因為我連人生的啟蒙、事情的對和錯都是他教的,他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

高智晟歷經了常人難以承受的苦難,篤信基督教的他在新書中提及不少神諭與啟示,因而相信2017年共產黨將敗亡,中國將走出希望。我們問耿格如何解讀此預言?這樣具體的預測有理性基礎嗎?她說,爸爸沒寫得非常具體,但書中還是有些理性的基礎,「最重要的是,我覺得我爸爸對神有faith(信仰),而我對我爸爸有faith。」

新書出版充滿波折,如同中國維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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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左),協助耿格母女出逃,為高智晟出版新書。(攝影/余志偉)

為高智晟出版新書、也是協助耿格母女出逃的「美國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曾因六四事件、牧師身分遭中共迫害,後赴美從事援助中國良心犯的工作。他透露此次出書過程一個小波折,他擔心2017中共敗亡的預言若失效將損及高智晟的公信力,因而將封面書名副標「酷刑下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自述」與主標「2017年,起來中國」對調。未料,高得知此事時,卻堅持要求改回來,還強調這是自己具體感受到、願意承擔,傅希秋只得趕緊通知開印了一半的印刷廠,出書前兩週才又重新排版印刷。

此外,新書能夠付印,中間歷盡了艱難,另一協助出版的「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秘書長邱齡瑤透露,高智晟的手稿並非直接運出中國,而是在中國租間屋子、透過關係四處找了一批人,簽切結書,日以繼夜花上幾星期打出那50萬字,再透過Email寄到美國。行動過後大家一窩蜂四散,彼此不再聯絡。

出版是下一個難題。傅希秋表示,當初找了好多香港、台灣的出版社洽談繁體中文版,卻沒有人敢接,最終只好和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共同出版,至今在香港連代理書商都找不到。

訪談的尾聲,耿格提起她對台灣讀者的期待,「大家盡己所能地去了解一下,這個就在你們旁邊的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起碼了解一下,這個政府是怎麼樣對待國民。」她期許,若有一天需要台灣民眾幫忙中國人權做些什麼工作,哪怕只是協助發聲,大家不會對中國一無所知。

有一個維權父親,讓耿格在痛苦、屈辱、懷疑中長大。至今她很少對同學朋友透露自己曾有過的恐怖經驗,而訪談時,仍能感受耿格本能的自我防衛,一有風吹草動眼神就特別銳利和警覺。她說,青春時的記憶沒有一點是好的,如果當時同學能對她表現出一點友好、一點理解,她或許不會像今天這麼難過,以及對人性感到恐懼。

如今,耿格在大學主修經濟學,將更多精力放在生活、學業上,她也慢慢理解父親的抉擇、慢慢讓心靈的傷口癒合。問她是否覺得自己像座孤島般孤獨?「還好,日子再久些可能會更好一點,」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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