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上)

@ 六月 30, 2016

原文首发于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作者白磊,系陕西省政协工作人员,感谢“书吃”的分享推荐。因原文较长,分为上、下两篇进行发布。】

1965年2月6日,正月初五,时任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着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白瑞生、省公安厅警卫处长艾蕴药、省委办公厅速记员郭步越分乘两辆吉普车赴陕南进行调查研究。这次下去调研,胡耀邦主要的任务是参加各地、县多级干部会议,宣讲落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从2月5日至12日,胡耀邦八天走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县,即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这一路他一边观察陕南的山川地形,一面思考到各县了解什么讲些什么,当前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应该主要抓什么问题。经过一路上的调查研究抵达安康时,胡耀邦已形成改变现有局面的系统意见,他在安康地区干部会议上讲话,对这些意见进行阐述,这就是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更灵活一些,而不要太死。

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解释的时候,胡耀邦讲,什么是“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呢,归纳起来就是这么几条,一是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于现实表现;二是已经“洗手洗澡”的干部,不要纠结已交代的问题,而是要看今后的工作表现,三是要着重于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他讲到:“去年以来处理的一些人,都应该根据以上精神加以清理,没什么可犹豫的。”

什么叫“掌握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他指出五点。一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要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二是要搞活集贸市场,集市贸易不是投机倒把,而是为卖而买,产生利润,这叫资本流通,是合理合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集市贸易搞好了可以一举三得,既可以增长生产,也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从中发现真正的投机倒把分子,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乱没收;三要组织好短途运输,互通有无,促进生产,发展副业;四是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城市就业问题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和加工农副产品,手工业所需原料,要好好解决;五是三级财政问题,要会省钱,也要学会花钱,该花的钱没花,不该花的钱花了,都是违背总路线精神的。要使人们看到,不论城市或农村每年都要有些变化。

2月13日晚,在安康地委的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有必要将一路调研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系统的方针政策性的文件,向省委通气,以指导全省下一步的工作,并纠正已经出现的“左”的路线的偏差。他亲自执笔起草了《电话通讯》。

《电话通讯》针对当时社教运动中“左”倾给陕西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了“四个一律”,即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关于胡耀邦在安康酝酿并发出《电话通讯》的详细过程,可参阅2016年第1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拙文《1965年胡耀邦“电话通讯”产生前后》。

2月18日凌晨,正在汉中调研的胡耀邦突然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的电话,告知“《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当天上午,胡耀邦打电话给安康地委,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注意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胡耀邦又找来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打招呼,张军的意见也同韦明海的意见一致。但胡耀邦在后来所去的几个地县不再讲“四个一律”,而是遵循西北局的意见,打招呼要防止翻案风。2月23日,风尘仆仆的胡耀邦回到西安,随即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基平、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省长李启明等交谈,征询他们对《电话通讯》的意见,又先后找了一些干部谈话,他总的感觉仍是只要注意掌握分寸,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然而此时由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发起的对他的指责已风雨渐浓,各方面传来消息,说他的《电话通讯》“问题多”,并且指责他独断专行,凌驾于组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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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报告

胡耀邦返回西安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写信给他,批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2月27日,这位领导人再次给他写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后果已经由“可能”变成了“肯定”,问题逐渐升级。28日下午,胡耀邦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为了顾全大局,他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会上同时决定向各地县发一个通知,要求“正确执行干部四条”。他同时给西北局回信,诚恳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3月2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回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胡耀邦同志2月14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

(一)对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来给予一些干部的纪律处分,应持分析态度。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一时弄不清楚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

(二)已经宣布停职尚未处理或撤职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先放到干部岗位上继续考察,所谓放到工作岗位上,不是说一律要恢复原职或者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人在停职或撤职后,为了便于查清他的问题和促使他反省交代问题,也可以暂时不放到工作岗位上。

(三)执行以上两条,要注意和群众商量,并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可以说,陕西省委的这个《通知》已经无懈可击了,但西北局仍不同意,不松口。

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自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一月份以来的工作,邀请了陕西省委书记处的全体人员及西北局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正在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参加社教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这次会议,胡耀邦见到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讲西北局第一书记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杨尚昆安慰他说,这样做大概不是西北局第一书记的意思,你可以找他谈谈。3月8日,胡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谈话,他对胡耀邦到陕西后的工作肯定了五条成绩,即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很高,是抓革命,抓生产的,你的干劲很大,也能够积极联系群众。但同时也提出了四条缺点,一是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成绩讲得不够,缺点讲得太具体。二是《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引起翻案,这是主要错误。三是陕西的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讲的集市贸易的几条好处是不妥当的。四是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胡耀邦说,确实有不少地方社教运动打击得不准,西北局有些同志和陕西以及各县的看法不一样。这位负责人口头答应西北局有关部门要同陕西省委的同志一起谈清楚,要团结起来,但实际上并没这样做。

3月8日晚,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西北局第一书记的谈话,大多数常委认为对胡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估计这次会议可以平安度过。第二天,胡耀邦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按照西北局第一书记定的调子,起草了给西北局的汇报。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胡耀邦在会上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赵守一也作了报告,他对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说:“(胡耀邦)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变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和拖拉作风,都是很有必要的。”在讲到胡耀邦所谓的错误时,赵守一巧妙地说:“耀邦的缺点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已经讲了,我都同意。”胡耀邦和赵守一发言后,西北局的书记处书记和部长们相继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除了西北局经计委主任和监察组长如实肯定了胡耀邦的成绩外,其他人的发言都是按照西北局主要负责人的口径,上纲上线,全盘否定,虽然没有给胡耀邦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已是呼之欲出了。

在这次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批判胡耀邦的主要内容有这么几条,一是批判胡耀邦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这其中包括了“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的四条是“为四不清干部翻案”,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大批有问题的人;二是批判胡耀邦“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胡耀邦提出的暂停捕人、双开、面上夺权以外,还有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以及胡耀邦提出的“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三是讲胡耀邦有些言论是否定党的方针。例如他提出的“两手抓,双丰收”,以及提出的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和发展乡镇工业等政策;四是实行物质刺激。除了把给先进单位奖励的耕牛、农具、化肥指控为“物质刺激”外,还把胡耀邦提出的减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调拨化肥等措施也指控为“搞物质刺激”;五是指责胡耀邦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主要表现就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但胡耀邦的这份《电话通讯》是先与随行人员讨论后,用电话发回省委,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书记处常务书记批准发出的,而省委书记处各位书记当时也均表示同意,其中三位书记还转发了《电话通讯》,给予支持和补充,应该说是代表了省委集体领导和共同意见。怎么可以说是“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在这次会议上,西北局书记处的某位候补书记蓄意将胡耀邦的问题提高到反对刘少奇的层面上,他质问胡耀邦: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形而上学有些大老爷也在所难免”,此话的矛头对准谁?你说毛主席讲过“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现在反倒不会做群众工作”。你传达毛主席的批评,用在白区秘密工作的方式来搞群众运动,这话又是指向谁?志丹县长反对刘少奇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你却非要给他平反,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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