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下)

@ 七月 7, 2016

原文首发于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作者白磊,系陕西省政协工作人员,感谢“书吃”的分享推荐。因原文较长,分为、下两篇进行发布。】

这个会议召开后,胡耀邦发现并非如三月初西北局第一书记与他所讲的那样文明,那样多肯定成绩少批评缺点,而是试图将胡耀邦当作反党分子来批斗。三月十三日晚,胡耀邦找了杨尚昆,提出要向中央申诉,杨尚昆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他同时劝胡耀邦不要找中央申诉,告诫胡要稳住。他说:“你的问题就是那四条,看西北局最后怎么讲,我还要发言替你说话嘛。”

此时,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5日,胡耀邦已经被迫在西北局作了第三次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我到陕西才一百天,情况不熟,担子又重,本应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商量,多请示,十分谨慎地进行工作。但是这段时间,我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出了很大的毛病。我的主要问题是:

(1)由于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太大,因而在这方面想得较多,特别是下去后,看到一些同志对生产很不熟悉,更加着急,所以对生产强调得很突出,对阶级斗争讲得不充分。(2)由于急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又有了片面性,在讲到前一阶段社教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时,成绩讲得不够充分,对新生的问题估计不足。(3)由于我急于将生产搞上去,总想多出一些点子,把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分析不够,产生了片面性,这就是二月十四日从安康发回来的《电话通讯》对干部处理的四条办法。四条中用了“一律”的话,这是没有分析的说法,如大家照此办理,会产生混乱和翻案风。中央和西北局负责同志指出后,我虽然向一些地方打了招呼,但没有很好想通,直到三月一日省委开了会,我才作了自我批评和发了通知。(4)对上述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干部处理的四条,我没有提到省委会议讨论,更没有向西北局请示,这是错误的。我应当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在组织上:(1)凡属重大问题,必须提交省委研究清楚再作决定。(2)凡属省委不能定的,应向西北局和中央请示后再定。在思想修养上遇事要反复考虑,多作调查研究,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自以为是和主观片面是我的老毛病,这两个问题今后尤当痛改。此外,我还在一个批件和不少即席讲话中,也有片面性和不妥之处,例如在省委关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对干部精神上的紧张状态的提法,以及在安康的一次谈话中关于集市贸易的几条说法,都是不妥的,我要从中吸取教训,更加谨慎从事,尽量做到没弄清楚准确前,不随便说。

3月16日,西北局勒令胡耀邦到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他忍气吞声地宣布:“我二月十四日《电话通讯》中对处理干部问题的四条意见,守一同志二月十七日给书记处的信中提出要组织、人事和监察部门组织力量,对前一段处理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的意见,以及三月二日陕西省委关于执行《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经西北局指出,省委常委会议多次讨论,认为是缺乏分析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不久省委专门下发正式文件。这个口头通知,请传达到县委常委同志,并作一些酝酿。这件事主要是我和守一同志的责任,下面同志不要检讨。”胡耀邦作了公开检讨,西北局仍嫌不够,又指责胡耀邦只讲了西北局指示,而没有讲中央指示,强制省委再在大会上作出补充说明。胡耀邦觉得满腔冤愤,在受到六天的批判之后又作公开检讨,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疲惫,每晚都头痛得难以支撑,终于病倒。经专家医生两次会诊,发现他大脑神经过度紧张和超常疲劳,听力和视力也出现严重衰退,肺部还有气肿,属于突发性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否则后果十分危险。

3月18日夜,胡耀邦忧思难遣,无法入睡,他觉得在住院之前应该对此事有个了结,否则再这样折腾下去,工作上损失太大。他决定顾全大局,再给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写一封信,作一次更全面些的检讨,但不涉及西北局会议上那些无中生有的批判言辞,只是检讨自己到陕西以来,特别是围绕着“干部四条”自己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些缺点来检讨,这种检讨,也算是对自己几个月以来工作的总结。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四天,直至22日才完成。

在这封4000多字的信中,胡耀邦对指责他前一段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干部四条”会引起翻案风等等问题都承认了下来,并且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自以为是、主观片面、不够谨慎和讲话容易走板等缺点,他在信的结尾表示了自己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在西北局的监督和帮助下,我现在决心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姿态去改正错误,我相信只要抓得准,抓得紧,还是能够赶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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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报告

3月29日,陕西省委办公厅按照西北局指示发出通知,撤销了几个暂停。3月30日,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检讨,西北局主要负责人说:“胡耀邦在这一次在信中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很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条措施也就可以了。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有些无关大体,有些问题,像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的问题的一些说法,还要以后的实践去证明,可以继续研究嘛。省委可以开个会,但不是研究,而是总结经验。”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调仍是批胡,但发言人极少,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作了应付差事的检讨,他在检讨中仍然为胡耀邦说话,赞扬“耀邦同志水平高、点子多、出手快、干劲大,我紧赶慢赶都追不上。”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讲了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和民主集中制几个问题,言外之意是胡耀邦在这几个问题中都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较温和的发言:“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属于摇摆的性质,而不是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照胡耀邦的检讨写,不夸大,不缩小,正面讲,可以不提耀邦的名字。”

而就在同一天,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将胡耀邦第五次违心的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印发全省各市委、地委、县委,这样就将批胡运动在陕西全省公开化了。
1965年4月,胡耀邦仍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西北局一面向中央提名,由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改为正式任命第一书记,并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一面又派出以书记处书记为首的一批干部,分赴胡耀邦去过的地县,收集整理胡耀邦的讲话,企图从中找出“破坏大好形势”的事例。这些人下乡后,一反过去“报喜不报忧”的惯用手段,专门收集和编造“报忧不报喜”的材料,将情况描绘成一团漆黑,而西北局也常常将这一类材料编入《西北情况简报》,印发中央和西北各省。
5月19日,胡耀邦出院,但此时他的病症并没有完全消除,医生告诫他要继续休养一个时期。此时的陕西省委正根据西北局指示,忙着准备召开省委工作会议。5月31日,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开幕,胡耀邦一改以往作报告时尽情发挥谈笑自若的状态,一开始就声明:由于身体不好,今天除了对报告的第三部分,即当前几项主要工作安排作一些解释之外,其他都是照本宣科。他在报告的结尾特别提到“要以两千万人民的利益为重,”作完报告后,胡耀邦刻意回避,之后的十几天内再没有进过会场,也不找人谈话,以便参会人员敞开议论。会上,大多数干部认为胡耀邦来陕西工作后成绩很大,面目一新,缺点和错误只是局部的,还有一部分干部公开发言表示胡耀邦有功无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谈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认为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是要看是否将工作搞上去,他说:“耀邦到陕西工作时间不长,就将工作搞上去,说几句过火的话又有什么了不起?过去省委的工作倒是很稳,但生产和工作上不去嘛!”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动摇,耀邦的《电话通讯》,省委书记处的书记都是赞成的,我们地委书记也赞成,难道这些人都动摇了?”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不在会上发言,而利用会下时间到家中探访胡耀邦,表示支持。

这次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并没有达到某些人预想的结果,此时,省委文教书记发表《我们必须分裂》的发言,指责胡耀邦的错误是“政治上的动摇”,是“对革命动摇”,抨击胡耀邦对抗西北局的批评,讽刺胡耀邦的检讨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在发言中号召与会干部“同胡耀邦必须分裂”。他的这篇发言实际并未经过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委的集体讨论,是有违组织原则的,尤其是对省委第一书记的批评发言,过去基本上是不允许出现的。
胡耀邦在这次会议期间,一直默诵白居易的《咏李都尉古剑》名句:至宝有本性,精钢无与俦,宁为寸寸断,不做绕指柔。平时,他只念诵前四句,这位省委文教书记发言后,他气愤难抑,大声念诵这首诗的后两句:愿快直士心,当断佞臣头。胡耀邦背诵这首古诗,是希望那些执掌领导大权的人,能够像古剑一般刚正不阿尽职尽责,发挥自己的作用。

6月11日,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第116次常委会上发言,讲了包括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他在肯定已经作过的检讨的前提下,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三个暂停”等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他虽然对社教工作成绩肯定不够,但也没有夸大缺点;说明他不同意说光抓生产而忽略革命,也不同意说没有抓阶级斗争,贯彻“二十三条”就是在抓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号召干部领导生产,就是在“抓革命、促生产”;说明他不同意少征购,向中央要化肥就是“物质刺激”。他反驳了那些“上纲上线”的“批判”,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正面主张。最后,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似乎有那么一种观点,只要在工作中出了毛病,发生了某些片面性,就一定是总的指导思想上左了或者右了,就要上纲上线,这是一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表现。”“不能把局部的或者一时的容易纠正的片面性,同这种片面性滑下去以至于形成某种倾向的错误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都提到纲上来。”“乱贴左倾或右倾的标签是有害的。”

胡耀邦发言之后,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不做结论的会议纪要,省委六月工作会议于18日结束。

在省委六月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上将、张宗逊上将到西安出席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会议,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叶帅洗尘的餐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啊。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宴后叶剑英留下胡耀邦单独谈话,了解他在陕西的处境。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胡耀邦回答:“您如果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过六次检讨,可还是过不了关。”叶帅问:“到底是什么问题?”胡耀邦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斗不过他们呐!”并给胡耀邦出主意“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

6月18日,胡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知道叶剑英要带走胡耀邦,不便阻拦,只得给胡耀邦回信,要他好好治病。胡耀邦黯然离开陕西,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人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受到长期的整肃、批斗和折磨。

至此,胡耀邦自1964年11月30日抵达西安就职,到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前后在陕西200天,其中工作100天,被批判和检讨100天,陕西的“百日维新”就这样过早结束,这不仅是胡耀邦个人的命途多舛,也是一出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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