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为‘黄仁宇’的文章

人生不是“表演”

星期五, 一月 7th, 2011

原文首发于《望月天涯》,作者“望月者”为麦子同学之夫君,曾撰文《用负责任的态度培养有责任感的人才》。】

以前有一位朋友,家人及家庭关系中多人是当地的公务员。很羡慕他迎来送往的能力,在一堆在我看来鱼龙混杂的人中,他一介书生,却能处理的井井有条,游刃有余。

我是不擅和人迎来送往的,对关系之类的东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即使和父母之间,近三十年的经验,并没有使我们的沟通效率有所改进。因此从小都羡慕那些交往型的人格,朋友中能上蹿下跳的并不少。 (更多…)

《万历十五年》:左右为难的黄仁宇

星期二, 十二月 21st, 2010

原文首发于《韩益民的博客》,感谢作者“韩益民”的真知灼见,略有删节。曾撰文:《文明的细节》、《温家宝也没有言论自由(已和谐)》】

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探究《万历十五年》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思路是必要甚至是首要的任务,因为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黄仁宇并没有采取历史学研究工作者共有的写作姿态。富路特(Dr.L carrington Goodrich)在这本书英文版的序中,无意间透漏了历史学家的写作本分: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 thing on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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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e报:583期]2010年7月28日

星期三, 七月 28th, 2010

关注这座城市,和您一起阅读西安,本期截稿于7月28日。1972的这天,官方宣布了湖北黄冈人林彪的死讯,此时距他坠机身亡,已经过去了十个月。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才公布他的死讯?这十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都是一个谜。林彪死后第四年的忌日那天,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伤亡多达40万人,损失惨烈,以至于有人猜测这是林彪的冤魂在报复。

2010年7月28日这天,西安的实际气温又升到了40度以上;媒体上最惹眼的是“农民进城”引发的失地、失业话题;赵季平先生连任陕西文联主席;一名吸毒男子因为妻子不让他接近亲生孩子而跳楼自杀;官方就西安火车站的十大乱象做出了象征性回应…种种迹象显示,这只是西安历史上很普通的一天而已。 (更多…)

中国为何不能实现政治现代化

星期一, 十二月 14th, 2009

【原文首发于《以阅众甫》,原标题《历史无不破之局》,略有删节。感谢作者“Sidney”的分享!曾投递:《说说西安的官气》、《城市化就是工业化吗?》】

“对于中国大历史,应归纳为一个长期孵化却终不能自己突破的蛋壳,终须外力来解决,结果也只能是残破不堪,需要重新收拾。”

——“Sidney”评黄仁宇之《中国大历史》

中国历史绵亘5000年,黄仁宇(via:维基百科)在《中国大历史》中试图用一个宏观的视野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脉络和发展,他还尝试在《十六世纪明朝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用“数字管理”的方式来分析、说明农业国家的历史。

总体上来说,这两本书较为清晰地探明了农业文明之上的政府架构,也反映了历代朝廷在较大地域内掌控一个国家的压力和矛盾,国家统治阶层很有魄力,却力不从心。治世与乱世同在,妥协与矛盾并存,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通过强力与教化、威权与宽仁并济的手段希望在农业基础上建立和谐国家,不过他们缺乏有效的手段,只能因循开国之君的传统,无计于世事的变迁,终致国家乱局。

但是,令我疑惑不解的是,为何中国几千年来仍然只是对于农耕政府的体制不断充实,君主权力的不断的扩张与集中,却始终未见新的生产关系达到颇具规模的程度?最多只是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所谓的康乾盛世。

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千年循环。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里引述了亚当·斯密的一段话:“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

亚当·斯密

或许说:唐朝的经济文明极可能已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于极致,后世的努力也只是对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政治体制做不断调整,希望藉由强力中央来巩固大一统帝国的稳固和绵亘不断。

在农耕文明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之下,难以在较大面积的领土上形成一种有效的治理,这种治理需要迅速的政治反应、信息交流、财税金融管制。在如此大领域的国家内没有诸如电话、网络、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渠道,没有高效、透明、服务的政府架构,没有科学、有效的财税金融体系。

在如此大面积的地域之上建立的国家,必然要能够有一套有效的政治体制来稳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否则过分的人口流动和大规模集中也将成为集权中央之努力的巨大挑战,所以,各级政府的设立首先要保证对于中央政令的遵守和贯通,同时要防备地方权力的急剧膨胀。

政府还要完成财税征收的任务,以支持皇权对全国的统治力。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中国地方官僚的很大一部分职责在于财税征收,然后依凭财税支持保障军事力量对于民众的威慑。

可是我们这个巨大的国家内部存在很多差异:东西部之间的、南北方之间,不同年份之间的…还有无可避免的天灾、病疫,这都需要中央政府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进行灵活调整。因此对于财权的控制成了历代皇帝头疼的事情,由中央完全控制财政的做法必然大大削弱地方官僚的主动性,如果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则滋生分裂势力。

这样的一个皇族政权对民众的自由流动、市场的自由竞争、财富的自由积累非常敏感,因为这些自由变动会动摇统治的基础,从而影响皇权的尊严和政权的稳定。

因此,中国历史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脆弱结构之上的不稳定状态——

因为皇族政权对自由、民本、民富具有天生的恐惧,皇权希望保持大一统局面的格局,民众的自由发展和财富积累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权只好通过加强控制和剥削,取得财政收入、人事任免的绝对话语权,这就必然和民众产生不可调节的矛盾,致使脆弱的统治不断被摧毁,一次次地推倒重来,形成了五千年来都走不出去的死循环。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无法保持稳定的发展节奏,开国200多年的美国,它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2%左右,远低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但是这2%的加速度已经持续了200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500年1%的增长率,也是非常恐怖的数字了,这和5000年的中国历史是非常不相符的。

宋朝名相王安石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权力人物进行过不少次的“变法”,比如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改制、北周武帝改革、王安石变法、金世宗改革、张居正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廷新政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藏富于民、还政于民,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自由权完全交给“民”。所以,他们对于政治体制的修补只能将提升到一个有限的“高点”,而无法扭转社会经济之基本面。

从1980年代开始绵延至今的“邓小平变法”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马上就要交到第四代习近平手里了,这次“邓江胡习变法”,会触动根本么?